“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吟到夕阳山外山
《庄子·知北游》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我今年86岁了,回望过去,80多年的岁月,亦是忽然而已。在这忽然之间,个人伴随着时代流转,有过希望,有过彷徨,有过奋斗,有过无奈,那些身外的荣辱已如云烟,最终没有留下什么,仅当翻看过去写下的文字,便稍有些宽慰,那是思考在岁月中留下的痕迹,似乎表示着这一生没有彻底荒废。然当宽慰之情刚起,便马上涌起另一种感受,遂起无限怅惘,因为语言文章不过是“迹”而已,以一己之“迹”解古人之“迹”,乃是“迹”外之“迹”,那潜在的、终极的“所以迹”为何?却是语言文章难及之处,每思及此,只好默然。
1930年,我出生在湖北汉阳,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在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一年后,1952年,院系调整,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我随之转入了北京大学。
1955年,我大学毕业,分到天津一所中学教学一年后,1956年,我回到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
1957年,北京大学涌起了一股大鸣大放的整风运动,当时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我身临其境,激动不已,一连写了四封信,道出了心中的感言,信中说:“在现在,光喊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不够的。还要喊: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
写这几封信,成为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我因此而被划成了右派,人生遭受重大挫折,而当时的社会形势日趋严峻,这使我陷入痛苦和焦虑之中,我努力地用更深入、更冷静的哲学思考分析时代和自身,二十几岁的我在受到心灵的震动和打击后,寻找着思想的出路。之后在北京农村劳动、在北大做资料工作、“摘帽”后1969年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任八年中学教员等人生历程中,我在生存和思想的艰苦磨炼中进行着生命的积累。那些年,我埋头于漫长无言的岁月,日复一日,有时会使人觉得人生似乎将以此终老,而我内心所崇尚的价值理想却愈加坚定,我对于时代的哲学思考和学术的钻研一刻也没有怠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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