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霍耐特：“承认”——一种新的交往和对话形式

霍耐特研究专家王凤才概括性地指出：在国内，Axel Honneth这个名字最初是被动引进的，它是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文献而被人知晓的，并且由于译者们的翻译存有较大差别，很难给大家一个统一的、深刻的印象，因此，此前霍耐特并不是学术的主角，最多只是一个配角而已。^[1]但是随着全球化交往的密切化和细致化，霍耐特逐渐为学者熟知，尤其是《为承认而斗争》这本书的广泛传播，使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成为一个全球性热点。关于“承认”（德语是anerkennung，英语是recognition），在《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书中，弗雷泽和霍耐特共同强调道：“‘承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词。作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古老范畴，这一概念最近被政治理论家所复兴，以证明努力将今天为身份和差异的斗争概念化的重要性。无论这个主题是本土的领土要求，还是妇女的家务劳动（carework）；是同性恋婚姻，还是穆斯林的女性面纱；道德哲学家们逐渐使用‘承认’这一术语去揭示政治诉求的规范基础。他们发现，一个以主体间充分尊重的主体自主为条件的概念，概括许多当代冲突的道德利害关系。”^[2]在弗雷泽和霍耐特看来，“承认”概念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星丛”（本雅明语）：宏观的与微观的、主流的与边缘的、个体的与集体的等因素交融于其中，“承认”既承担着诊断资本主义病症的责任，更担负着建构一个更合理的现代性秩序的义务。而从霍耐特自身而言，承认概念则被赋予了更沉重、更神圣的使命，例如爱、法律和团结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法律是现代社会确立的一个象征，团结是人们所奋争的目标之一；再如，承认的挖掘和深化重新规划了现代性，丰富了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内涵，为现代性带来了新的动力，甚至更广泛的承认可作为人们生活之宏大目标；另外，承认既从理论上进一步规范了批判理论，又深切地关注着现实问题，如性别和种族等问题，即承认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了。

一 承认理论的内涵

在继承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资源的基础上，霍耐特又吸收了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同时批判性地借鉴了马克思、索雷尔和萨特等人的社会哲学思想，最终霍耐特凝练出一个类似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的承认概念。

其一，通过重返黑格尔的“哲学前院”，霍耐特挖掘出“承认”这个重要的哲学概念来。哈贝马斯曾指出：作为一个全新事物，现代性无法借助传统社会的经验来确立自身，它只有求助自己的哲学来摸索地自我确证，而他把黑格尔评价为“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为此，哈贝马斯从黑格尔思想中挖掘出不完善的“和解理性”，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它建构为更丰富的“交往理性”，从而在为现代性确立一个更规范基础的同时，也为现代性的继续发展带来一个动力。霍耐特身上也担负着一定的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责任，“当社会生活作为基本概念被描述成一种自我持存的斗争关系时，现代社会哲学就在思想史中登堂入室了。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政治著作在理论上为这样一种观念开辟了道路，按照这种观念，主体和政治共同体一样，在一种永恒的利益冲突中互相对立。在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著作中，永恒的利益冲突最终发展成为契约论论证国家主权的首要根据。只有在直到中世纪依然有效的古典政治学说的核心内容失去了其巨大的说服力之后，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新的‘自我持存的斗争’的思想模式”^[3]。霍耐特认为传统社会的人基本上都是一种“政治动物”，他们比较信赖某个政治共同体，将其理想很大程度上寄予于这个共同体中，但随着现代社会逐步地确立，人的自我发展变得迫切和重要起来，人对共同体的信赖逐渐减弱，原因何在？霍耐特解释道：马基雅维利认为这是因为人具有永不满足的贪婪之心，他们始终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一切，彼此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互猜忌和斗争中；霍布斯认为人如同一台自我运转的机器，他们都为了未来的幸福而不竭地努力，彼此之间是紧张的、斗争的；这俩人都把主体“为自我持存而斗争”当作理论要点之一，强调国家要抹平这种不断涌现的冲突；而黑格尔认为人天生就拥有一种向往共同体生活的愿望，他们要求得到彼此的承认，即“为承认而斗争”的道德紧张关系一直就扎根于社会生活中，并且随着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承认关系也变得多样起来。

不过，霍耐特认为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的优缺点并存。优点方面，首先，黑格尔认为主体原初就具有彼此承认、交往和合作的愿望，他们并非是康德和费希特眼中的孤立原子。对此，霍耐特评价道：黑格尔认为人的起点中就涌动着对伦理（相互重视的承认关系）共同体的渴望，并且黑格尔相信人类的最终归宿将是一个完美的伦理共同体，即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可实现主体平等和自由的共同体；不过，黑格尔眼中的人类起点的“简单共同体”已经化为了历史，而终点远未到来，它虽令人向往的，但任重道远、困难重重，尤其是当下共同体的建构就面临着诸多困难。其次，黑格尔以一种辩证态度看待承认过程，认为“否定”是其发展的一个不竭动力。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并没有否认承认中的种种冲突，并没有违心地遮掩共同体建构中的诸多问题，相反他辩证地认为正是这些冲突推动着承认关系走向成熟，促进着共同体走向完善。如黑格尔强调“为了实现对个体性更为苛刻的形式的承认，他们必须通过冲突再次离开已达到的伦理阶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形成主体间伦理关系基础的承认运动就在于和解与冲突交替运行的过程当中”^[4]。最后，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完整的框架，包含了爱、法律和团结等三方面。霍耐特肯定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的贡献：在不断涌现的冲突推动下，承认关系由最初的“爱的模式”激发出第二阶段的“法律的模式”，然后衍化出第三阶段的“团结的模式”，这三种模式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个格”：爱是主体确立自身之基石，法律是主体作为法人之基础，而团结是社会成员之必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