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的中国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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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外文论.2016年.第1期》

出版日期：2016-08

字数： 7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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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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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诗学”的中国化——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摘要：“文化诗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过许多学者的引介和消化后在中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中国文化诗学。中国文化诗学的成功取决于它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纯熟的理论建构和丰硕的实践成果。它是中国学者抱着爱真理的心灵，在对西方“文化诗学”法其意、体其真、补其缺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心智熔铸出的非常具有阐释效力和穿透力的理论成果。中国文化诗学是一种熔铸式的创新，是西方文论中国化的成功典范，它的成功对于反思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在西方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理论，有精神分析学派、原型理论、存在主义、现象学、哲学阐释学、接受美学、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文化研究、后殖民、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这些理论都曾以一时的“显学”陆续登上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但是喧闹一段时间后大多都失去了昔日的光辉。新历史主义倡导的“文化诗学”不仅没有消歇，而且以中国本土特有的面貌方兴未艾，赢得众多学者的青睐，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反思兴起于西方的“文化诗学”在中国学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原因，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诗学的精神，而且对于思考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诗学”的中国化

“文化诗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主要倡导者有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多利莫尔、蒙托斯、维勒等。他们有感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文本封闭性和旧历史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僵化，倡导“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强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重视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张京媛、刘庆璋、王岳川、蒋述卓等学者的翻译与评介，其理论逐渐为中国学界所熟悉。值得庆幸的是，“文化诗学”避免了喧闹一时而终归沉寂的魔咒，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学理论界，孕育出了“中国文化诗学”。“中国文化诗学”的积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春青、刘庆璋、林继中、顾祖钊等。李春青在1996年结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已经提出建构“中国文化诗学”的论纲，并且自觉意识到西方的诗学观念“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背景而对‘中国文化诗学’具有意义，后者并非对它们的照搬和拼凑”^[1]。李先生在《乌托邦与诗》《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诗与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都成功地实践了“中国文化诗学”的阐释原则和方法。童庆炳先生曾先后撰写《文化诗学是可能的》（《江海学刊》1995年第5期）、《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文化诗学刍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等论文倡导文化诗学研究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刘庆璋认为中国文化诗学的建构在借鉴西方“文化诗学”理论资源的同时要保持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性。^[2]林继中认为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双向建构是文化诗学的基本方法，其要点是阐释文学文本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寻找中西文化间的契合点与生长点，具有历史的与当代的双重意义。^[3]顾祖钊也先后撰文通过实例分析说明文化诗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