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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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第六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东亚》

出版日期：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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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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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遗存”的近代境遇：1928—1930年曲阜孔庙祀田的国有化争端

清末民国以来，孔庙庙产颇受关注。^[1]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祀孔之举“与现代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由，颁布《为废止春秋祀孔旧典》通令。^[2]至此，国家祀孔传统戛然而止，孔庙作为官方祀典的社会角色和历史使命终结。^[3]与祀孔祭典唇齿相依的孔庙祀田何去何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在全国各地的祭孔祀田中，山东曲阜的孔庙祀田历史最久、数量最多，且因地处孔氏宗族世代居住地，牵涉关系复杂，面临的阻力极大。因此，1928年6月山东省政府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即派员调查整理曲阜林庙问题，从调查状况到拟定、审查草案持续近两年之久，最后却不了了之。

为何曲阜林庙改革如此艰难？事实上，曲阜林庙改革最大的困难是祀田的归属问题。由于曲阜孔庙祀田事关曲阜本庙祭祀，在一定程度上，祀田的处理代表了国家层面对于儒学的态度，而祀田本身具有的经济效益在关涉衍圣公府生存状况的同时，又为教育经费短缺的教育部所觊觎。故此，曲阜孔庙祀田问题备受各方关注。南京国民政府、山东省政府、衍圣公府以及社会“尊孔派”在祀田问题上既有政治文化需求重叠之处，也存在着利益冲突，由此决定祀田问题的处理必然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各利益主体间复杂的矛盾与妥协。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孔府档案、台北“国史馆”档案及相关政令、地方志、报刊等文献，系统梳理事件的来龙去脉，重点探讨1928—1930年各方围绕祀田国有化问题的互动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意蕴，以期深化和拓展对于民国时期祀田改革和孔庙庙产问题的研究。^[4]

一曲阜孔庙祀田的历史纠结与现实冲突

帝制时代，孔庙作为官方祭祀和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是承载皇权“治统”与士人“道统”正当性的“圣域”^[5]。1905年科举废除，新式学堂教育兴起，“仅剩下官方祭典的文庙，不能再为士子提供荣身的阶梯”^[6]。在制度的变革与功利的转移下，文庙本身及其庙产遭受各方势力不同程度的冲击，如湖南省“各处文庙军队杂居，学生寄宿，或改为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7]。文庙移作他用的现象严重，庙产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变。地方上征用原先承载社会教化的孔庙空间以作学校地址的思路也适用于庙产，为缓解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费压力，原来用作维持文庙经费之用的学田，其收入被改为专充小学之用。^[8]在制度化儒家逐步解体的背景下^[9]，曲阜孔庙祀田也面临着各方面的挑战。

曲阜孔庙祀田^[10]有别于京师孔庙与地方文庙，系专为奉祀阙里孔子而设。曲阜孔庙兼具孔氏家祭和国家祭祀的双重功能^[11]，祀田主要来源于历代王朝统治者的封赐^[12]，其中有一小部分来自官绅捐献、投充，遍布山东、直隶、河南、江苏、安徽五省^[13]，分为六屯七厂十八官庄。明初由国家赐户耕种，后来逐渐改由衍圣公府招徕农户租种，其岁租经费除供庙祀外，“余悉为衍圣公廪禄”^[14]。长期以来，由于兵燹饥荒、地户逃散、私相推让、豪强侵占、水陆变迁等，加之祀田分布在二十余州县且数量庞大，衍圣公府难免鞭长莫及，管理不周，因此一直面临着祀田流失、收租困难的问题。祀田与学田、自置田产之间，也因世远年湮、界址模糊，常常混淆不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