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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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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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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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

18世纪的江南已成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制造、加工与贩售中心,无论是商业销售组织或是工业生产组织,都随棉布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有重要变化,特别是棉布字号的兴起,重组了棉布市场中既有的生产与销售组织。

在棉布字号与棉布工匠、棉布小贩乃至棉布纺织农户之间,其实存在不少重要的中介人,部分中介人甚至借着本身对棉布原料品质与棉布加工流程与相关技术知识的娴熟掌握,成为棉布字号不可或缺的重要职员,这些中介人常自称为“贾师”或是“看布朋友”。

三种不同版本的“布经”[1],为探讨贾师在18世纪江南棉布的生产与加工体系当中,如何同时兼负掌握原料品质的“配布”,以及检验染、踹等加工工序品质的“看布”两大工作职责,提供了关键史料。不少贾师直接受聘于字号商人,其在“配布”与“看布”职掌中所发挥的功能,足以减少商人面对棉布市场肇因于价格信息不完全以及交易对手信用程度不相同所带来的“讯息不确定”风险,因而构成一种可以降低棉布市场交易成本的“管理架构”。[2] 围绕这一主旨,介绍苏松棉布字号的经营概况及其对当时棉布产销结构的影响,分析贾师的“配布”与“看布”功能的具体运作,借以说明字号商人与贾师所共同构成的管理架构,铺陈并评估字号与贾师作为一种管理架构,如何与当时法律体系与文化理念产生某些重要关联。

一 苏松棉布字号对产销结构的影响

明清市场经济在16—19世纪间有不少重要的发展,不仅长程贸易的基本框架具体成形并有大幅成长,其商品结构也发生重要转变。至少到18世纪,中国国内长程贸易已具备清楚的基本框架,由三条最主要商业干道所构成:第一条为东西向干道,由长江下、中、上游水运所组成;第二条为南北向干道,由京杭大运河、钱塘江、赣江、珠江以及其间包含玉山、大庾岭山路在内的几段水陆联运线所组成;第三条主干道则为由东北至广州间的沿海海运线组成。在这个长程贸易网络里,商人组成不同的商帮团体,进行种种商品的长程贩卖活动,其中,尤以稻米、棉布、食盐等民生必需品为当时的最大宗商品,从而改变过去中国历史上长程贸易主要以奢侈品为大宗商品的结构。同时,虽然当时粮食仍占长程贸易商品的最大比重,但棉布已取代食盐,既成为长程贸易第二大商品,也是当时国内最大宗的手工业产品。[3]

在16—18世纪的长程贸易扩张过程中,江南地区的棉布手工业发展最引人注目。据学者估算,在清代前期棉布盛产之时,每年由江南地区生产的棉布数量“多达7800万匹”,这些棉布大多进入市场贩卖,每年棉布“商品量”应当维持“在7000万匹之谱”[4]。至于一般所称的“江南”地区,大约指的是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七府和太仓一州,基本上包括了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5]

江南棉布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市场贩售,至少自16世纪以来即已逐渐成为一种显著现象。随着棉布商品进入市场贩售,更多商人加入了江南棉布业的买卖活动,并表现为外来棉布客商以及本地中介牙行之间的交易行为。家居松江府的叶梦珠,在清初追忆晚明当地热闹的棉布贸易荣景,曾有对江南棉布贸易最著名的描写:“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牙行非藉势要之家不能立也。”[6] 叶梦珠不仅记录了当时棉布贸易每年吸引巨大的外来商业资本,也透露当时牙行从事棉布中介生意的激烈商业竞争,牙行不仅要多方讨好客商,有时甚至还要援引政治势力作为奥援。

值得注意的是,吸引商业资本进入江南地区的商品,其实也不仅仅是棉布一项,其他诸如棉花、蚕丝、丝绸、稻米、豆饼、铁器和木材,也都是16—19世纪之间联结江南与全国其他地区长程贸易的重要商品。[7] 这些商品的流通贩售与棉布一样,共同为江南地区带来巨额的商业资本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

在巨额商业资本进入以及牙行中介商业组织发展的同时,某些外地商人也开始经营与染布、踹布等棉布加工程序有关的手工业,遂出现了棉布“字号”这样一种同时结合生产与销售的经济组织。当时江南的棉布加工业,主要分布在苏州城内以及松江府、嘉兴府交界的枫泾、洙泾等城镇,这些地方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棉布加工业中心。[8]

苏州城在18世纪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棉布加工中心,三个最主要的原因为:一是苏州城在全国商贸网络的优越交通位置;二是苏州城地近全国棉布原料生产中心的松江府地区;三是苏州城内的染坊、踹坊工匠,对“青蓝布”等棉布加工工艺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9] 尽管开设踹坊的城镇可能不多,但许多江南市镇都存在一定数量的染坊[10],不过,以加工技术和营业规模而论,苏州城的染坊与踹坊在江南地区都可算是独擅胜场,特别是在乾隆以后,苏州城的染坊业更加兴盛,不仅技术精良,并且能够印花,时称“苏印”。总之,由于苏州城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染坊与踹坊工匠,再加上众多棉布字号为染坊、踹坊带来更多的商业契约与承揽机会,技术加上资本,共同推动了苏州城棉布加工业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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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澎生.18世纪苏松棉布业的管理架构与法律文化[C]//韩璞庚,潘清.论道穷理 赓续文脉:《江海学刊》特色专题论文选:6卷 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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