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阐释学根据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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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公共阐释对话集.1卷概念》

出版日期：2024-01

字数：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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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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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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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阐释学根据的公共理性

张江教授的《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以下简称“张文”），不但提出了文学乃至人文学科阐释的一个关键问题，而且独辟蹊径地探寻出一条更为明确的解释路径。该文围绕着阐释的有限与无限的张力关系，将这一辩证关系置于“诠”与“阐”的学术史之中予以考察，进而提出了解决这一阐释学难题的新思路。多年以来，张江先生始终坚持在文学阐释学领域深耕细作，旨在弄清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一些初始的、基本的却又往往为人所忽略的问题，这就是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

从“语言学转向”来看阐释张力

我们知道，阐释或解释是有关意义的。对文学研究来说，就是文学文本的意义阐说。韦伯曾经提出，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符号之网中的动物。这个界定开启了20世纪学术思潮中的“阐释的转向”。晚近有研究发现，韦伯的界说其实与20世纪初即已开始的“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语言学转向”这个“诸转向的转向”（metaturn），才导致了从阐释转向到图像转向等一系列的转变。所以，有必要在“语言学转向”的语境下理解张文关于阐释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研究，由此瞥见这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因美国哲学家罗蒂1967年编撰的一本文集而流行起来。何为“语言学转向”？罗蒂在该书出版20年后的新版跋中明确指出，“就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而言，笔者认为这种贡献根本不是元哲学的。实际上，它的贡献在于帮助完成了一个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像它所表明的那样，使人们更容易把再现（representation，或译作表征）问题置于一旁而不予考虑”。^[1]从谈论经验到讨论语言，这一精确的概括揭示了语言学转向的核心所在。其实，这个转向并不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应该说此前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早就奏响了这一转向的序曲。维特根斯坦的经典表述“我语言之疆界即我世界之疆界”^[2]，俨然就是这一转向最精妙的说明。在他看来，作为主体，我们自身的语言决定了我们的认知和经验，离开语言去讨论任何问题都将是成问题的。因此，回到语言乃是语言学转向的基本取向，维特根斯坦直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