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治理体系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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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二册》

出版日期：2023-10

字数： 2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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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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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宗教治理体系及其特点

所谓中国宗教治理体系的历史特点，当然是和外国相比较而言，而且主要是与近代以来我们作为主要参照系的欧美宗教治理体系，特别是中世纪的宗教治理体系对比而言。无论在社会结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中国与欧洲都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忽视了这些差异，简单地把欧洲处理政教关系的方法拿到中国来用，或者用欧洲的眼光看待中国宗教治理的问题，则会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根据本书研究，影响中国宗教治理体系性质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体制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宗教治理体系的特点，首先是由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决定的。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出发看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主要经历了“央地分权”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两大类型。

中国从夏王朝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机构，当时主要采取的是“分封建国”制度，所以被称为“封建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国家的产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并指出国家与昔日部落联盟的一个重要差异：“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1]中国与希腊国家出现的共同点是财富的分化和私有制的产生，夏王朝“家天下”标志着中国古代国家的出现，公共权力成为私有财产的维护者。但是中国与欧洲也有明显的区别，即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破坏氏族的联系”这样的情况。宗法血缘组织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成为国家的组织系统。《史记》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都记载了以宗法血缘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结构，即仍然实行以氏族血缘为单位的国家治理，而不是以地缘政治为单位的国家治理。

如果从国家治理体系的角度着眼，这种分封制就是典型的央地分权体制。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自己的子弟，产生统领一方的诸侯；诸侯再将自己的领地进一步分封给子弟，成为大夫与陪臣。虽然诸侯、大夫都是天子分封的，他们有为天子上交贡赋和危难时勤王的义务，但是在自己的领地内则具有全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关系逐渐疏远，诸侯与天子、大夫与诸侯的关系就不再亲密了。一旦天子的王权动摇，就必然会形成“王纲解纽”之势，诸侯便各行其是，相互征伐，甚至问鼎中原。在经历了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深刻反思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央地分权体系造成的分裂弊端。

秦王朝建国之初曾经发生了一场关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的讨论，儒生认为应当恢复西周的分封建国制度，西周的封建制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但是法家廷尉李斯则指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分封制表面上看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由自己的骨肉镇守四方，是一种最可靠的制度。但是随着血缘的疏远，亲情自然就逐渐淡化了，曾经的血亲也会“相攻如仇雠”。最后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指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他一个子弟也不分封，仍然坚持商鞅变法以来实行的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郡之下设县，县之下设乡。地方政府没有官员任命的权力，各级官员都由皇帝指派，是谓“流官”，不同于西周的层层封建，确定了中国两千多年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基本政治框架。汉代虽然否定了秦始皇的法家政治，选择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但是汉代帝王实质上则采用“霸王之道杂之”的统治策略，把中央集权体制坚持了下来。秦汉以降，总的趋势是中央集权政治在不断加强，宋代通过政治改革取消了地方政府的财权和司法权，集中兵权。元代在各地设立中央直接控制的行省，使得封建割据在中国更不可能。明代取消了宰相的设置，使全部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清代设立军机处，连内阁都处于空置状态，整个国家都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运行。正是由于中国从秦汉时代开始就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权治理体系，因此保证了地域广大、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的社会形成超稳态结构，适应了当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欧洲中世纪封建分权体制相比，没有政教冲突、诸侯林立、民族分离、交通不畅的弊端，形成了相对繁荣的景象。

中国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治理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得益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基因。中国在三代时期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统一文化。然而在当时的体制之下，真正的大一统无法实现，诸侯之间战乱不休。春秋时期发生了王权下移、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向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太平盛世，因此修《春秋》明确提出了“大一统”的概念。《春秋》的正文，第一句话就是“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解释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梁惠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3]孟子认为国家的安定在于统一，而且必须用仁政学说实现天下的统一。从此大一统“成为中国政治演进的主旋律，体现在地理一统、制度一统、经济一统、文化一统、思想一统诸方面。为此，钱穆指出：‘中国文化演进，别有其自身之途辙……而走上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