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处置何以形塑虚置的权力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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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农村研究.2024年卷.第2辑》

出版日期：2024-06

字数： 1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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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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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处置何以形塑虚置的权力容器^[1]

内容提要：中国城市社区在过去30年走过了单位社区建设、赋能与平衡的道路，社区自主治理权也不断变迁。随着时代需求，社区被视为“虚置”的权力容器处置下放的常规治理议题、福利惠民议题、权利纠纷裁断议题与多来源涌入的风险治理议题，构建承接条线任务路径和风险处置水平。自90年代以来社区从屈居被动到逐渐主动“补位”并借由政绩竞争、社会组织功能性嵌入、局域小数据赋权辐辏形塑基层社区这一“权力容器”，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共轭权力”。近年来提升城市基层治理韧性须基于此原理，厘清社区进退各场域政策议题“借力”过程中形成虚高与回弹“虚实”模态，检视随风险韧性规划新一轮技术、人力、组织资源向特定政策域定向投放后社区真实的风险治权基线，才能透视权能不足幻象，把握城市社区优化重塑基层治理秩序依据。

一城市社区研究路径、方向简述

城市社区凝聚了中国基层社会体制60多年来政权建设、制度变革的集体结晶。自从民政部1991年提出社区建设观念以来，对社区自治、管理、营造的种种设想逐渐落实，高层政策推动如《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等中央与部委文件出台，加之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城乡社区工作对“要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的城市健康管理理念，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的指示^[2]，将社区作为矛盾化解、重塑城乡基层秩序的社会单元的治理版图日益清晰完善。学术界对城市社区的持续热情关注也激发了大量成果。其基本权力机构、机制建设分析模式日趋成熟，无论结构—制度分析路径（社区建设演变、街区权力变迁、基层制度变革），还是结构—制度功能分析社区建设的体制、功能与性质都提供了上至宏观国家政权体系建设下至多元、平等、赋权跟价值、理念框架微调的机制体制分析。^[3]

就优化基层治理体制角度看，从精简权力、破解碎片化、调适治理层级等，产生了不少推动基层治理的创制和实验并成为案例研究源。^[4]作为国家代理人和自治承载权力末端，治理科层化反超推动了对社区治权如何履行公民自治承诺的关注。有学者提出社区选择性应对和共谋策略^[5]^[6]，全能管家式包揽扩权^[7]，新权力秩序之多元扁平化均权等景象^[8]^[9]；不无矛盾的是，国家应急治理体制优化整合、大部制改革后外溢效应引发诸多观察如社区权力内卷化^[10]、碎片化破解不力^[11]、减负悖论^[12]^[13]；加之疫情冲击以来城市社区优势痼疾尽显、治理成效可圈可点但暴露粗放治理^[14]^[15]、基层负担重^[16]、减负反内卷启发深思社区治权和数字政府理想差距。^[17]疫情后强管控惯性延续^[18]^[19]，却也显示行政化和权力特定阈值之必需，毕竟城市社区优化治理仍是国家风险治理体系快速升级锐意前锋，行政化也可依现实需要扩充实权而非盲目依从价值精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