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在场与不在场:莫迪亚诺作品中的犹太书写[1]
【摘要】犹太人解放的问题不是莫氏书写的关键问题,但是,它在不少文本里构成叙述策略的背景或是驱动力。该问题表现出两个维度:民族的集体维度与普遍意义的个人维度。从在场到不在场的指向,是莫迪亚诺被朝向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普世精神所驱动。当主体意愿决定了从在场趋向不在场的叙事流动,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又并不能说是离心与脱节的,连接在场与不在场的纽带,是在场对不在场的映照,犹太书写与犹太的民族性不由自主地维系和保持了莫氏创作的整体性与一致性。
记忆、救赎、身份与时间是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 )作品的关键词,也是莫迪亚诺研究中的主体取向。种族一词的位置较为特殊,它如同沙滩上的石子,俯拾即是,但不是沙滩的主体风景,而是被细沙所遮蔽的杂质,时隐时现。由于莫迪亚诺父亲的身份,评论者在探讨叙事者身份追寻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犹太的族裔主题,这是漫步时路边瞥见的标志,不是行者的目的地。《多拉·布鲁德》(Dora Bruder)出版于1997年,被认为是莫迪亚诺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作者致力于在档案体文学中重现一名失踪的15岁犹太女孩的生命轨迹。即使是对于这样一部以犹太人在巴黎被占领期间境况为主题的文本,评论者仍然是以书写、风格、修辞和叙事等途径为研究进路,种族话语并不是考察的焦点。犹太书写不是莫迪亚诺创作的特质。我们之所以试图从犹太书写出发来定位作者的叙事意识,是因为这与创作主体的客观体验至少有部分契合。
一 犹太书写
回顾20世纪的犹太创作,以谢罗姆·阿莱克姆(Cholem Aleikhem,1859—1916)与伊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为例,他们是两位主流犹太作家,之所以称之为“主流”,是因为种族的印记和存在感在他们的作品里呼之欲出:排犹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流亡、离散、意第绪语[2]都是挥之不去的主题和执念。阅读他们的作品,希伯来人的历史进程历历在目,民族的悲苦记忆扑面而来,阿莱汉姆的音乐剧《屋顶上的小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就是聚焦于欧洲东部一个犹太小村庄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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