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儒学史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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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儒学.第二十一辑》

出版日期：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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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儒学史概述

摘要：巴蜀儒学是中国儒学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儒学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色。先秦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互鉴，共同孕育儒家文明。秦汉时期，巴蜀儒学一度比肩齐鲁。魏晋南北朝，巴蜀儒学持续发展，形成今古文并重的学术特色。隋唐五代，巴蜀儒学异军突起，呈现出一鸣惊人之势。两宋巴蜀作为经济奥区和文化高地，不论从学者与著述数量，还是全国学术地位与影响来看，都是巴蜀儒学史上的高峰。元明清时期，巴蜀社会动荡，但制度层面的儒学仍持续发展，儒学进一步渗透民间，且与多民族文化产生更为紧密的融合。清季民国，巴蜀儒学得以复兴，大放异彩。巴蜀儒学在思想上具有包容、开放的特性，经学研究以《易》《春秋》为重，形成注重思辨与考据相结合、经史并重的特色。

巴蜀儒学史主要是指儒学在巴蜀地区传播、践行与发展的历史。其区域范围，主要包括今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时间跨度则从史前传说时代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蜀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巴蜀文化”，且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可谓易玄释老，无奇不有；诗词歌赋，无所不精。中华文化素以儒学为核心，巴蜀地区的儒学在先秦时期自孕育而萌芽，到汉武帝时便达到高峰，比肩齐鲁。此后儒学一直在巴蜀大地传承不坠，其间虽偶有低谷，但总体而言鲜有失色，各个时代都有具有代表性的儒学人物，也产生了大批儒学文献。在儒学发展演进中，巴蜀儒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域特色，儒学思想上具有包容、开放的特性；经学研究以《易》《春秋》学为重，注重思辨与考据结合，经史并重；儒学制度上以文翁石室、周公礼殿、蜀石经冠绝天下。

一先秦：文明先导，儒学发萌

巴蜀僻处中国西南，先秦文化自成体系，辉煌灿烂，可与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媲美。同时，先秦巴蜀文化也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孕育着儒家文明。

儒家经典中记载的“三皇五帝”曾与巴蜀先民发生过多种联系。“生于石纽”“兴于西羌”的大禹，曾得“《洪范》九畴”，用于平水土、画九州，儒家经典《尚书》《禹贡》《洪范》篇记载了这一事迹。传说大禹又是《连山》易的创始者。《山海经》佚文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1]他继承“伏羲氏《河图》”，演绎为《连山》易。《连山》是“三易”（夏代《连山》、商代《归藏》、周代《周易》）之首，其中的“阴阳”观念奠定了《归藏》《周易》的哲学基础，为先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穷究天人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途辙，也奠定了巴蜀儒学重《易》、具有强烈思辨精神的基调。大禹娶涂山之女，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2]常璩认为涂山在江州，即今重庆。涂山氏因思念大禹，作“候人兮猗”，命婢女歌唱，《吕氏春秋》记载：“（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韦昭注“南音”为“南方国风之音”。^[3]“候人兮猗”四字是信史记载的最早的乐歌。周公、召公据其格调整理而成《周南》《召南》，存于《诗经》。此外，大禹时形成的“先王”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称道。总之，儒家经典及儒家学说与活动在巴蜀的大禹有直接联系。虽然古史传说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这些史影至少说明，巴蜀文化对儒学起源有重要影响。鉴于此，谢无量先生认为：“邃古之先，天下有学，盖由蜀。”又说：“蜀有学，先于中国。国人数千年崇戴为教宗者，唯儒唯道，其实皆蜀人所创，彬乎遐哉！”^[4]

发祥于齐鲁大地、由孔子创立的儒学进入巴蜀的时间较晚。（一般以汉初文翁化蜀为标志）但先秦时期，巴蜀已有儒学传播的痕迹。兹举几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