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筵讲义：宋代理学与帝学研究的新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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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儒学.第二十一辑》

出版日期：20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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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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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筵讲义：宋代理学与帝学研究的新视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可谓有宋一朝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集体意识的最佳表达。为实现回向三代之治，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理想，宋代的士大夫们纷纷渴望着“得君行道”，有着强烈的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由于在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权源掌握在君王手中，士大夫要实现其崇高的外王理想，就必须“说服开明君主，使之转向他们的观点，然后推行种种改革措施，那么一个更完美的生活秩序便会在世界上出现了”^[1]。因而，他们十分重视经筵这一兼具文化与政治功能的场域，通过撰写经筵讲义，开展经筵讲学活动，在经义阐释及与君王互动交流中，以儒家的价值理念与思想观点引君于道，影响其政治决策与走向，力图得君行道理想，确保治道的重建与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

虽然经筵讲义只是经筵官为皇帝讲学而撰写的讲稿，但由于其进呈的对象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君王，其中不仅承载着其学术思想与价值观念，而且寄寓了其政治理想与追求。一旦某种理念为君王所采纳、认可，必将自上而下产生广泛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学术风潮也将随之而动。因而，经筵讲义与宋代的学术及政治走向密切相关。王琦教授的《宋代“四书”经筵讲义研究》正是有鉴于此，以经筵讲义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地将其与新帝学兴起、理学思潮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全面揭示经筵讲义发展的脉络、“四书”在经筵进讲的进讲情况及其与帝学、理学之间的内在关系，颇有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