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党争与范纯仁的宦海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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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宋史研究论丛．第三十六辑》

出版日期：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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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党争与范纯仁的宦海浮沉

摘要：北宋中后期政治党争加剧了官僚士人的宦海沉浮，范纯仁适当其时并卷入其中，遭到八次贬谪。英宗朝以“濮议”事获罪，通判安州，给他带来政誉。神宗熙丰时期，“新党”用事，“旧党”范纯仁在日趋严酷的党争之中遭受打压，经历三次贬谪，仕途充满艰辛困顿。哲宗朝党争更趋复杂激烈，他两次执政，意欲超越党争局限，居中调停党派矛盾以寻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却在结党抱团、互相攻击的党争氛围中，招致各派的怨恨排挤，四次被贬，最终流放湘南，报国无成。范纯仁在党争中表现出的深谋远虑的政治卓见、公忠体国的政治品质以及守正忘私的国士风范，值得后世敬仰。

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参知政事范仲淹（989—1052）的次子，一生历经北宋仁、英、神、哲、徽五朝，曾两度拜相，是当时名臣。由于父亲光芒闪耀，范纯仁长期为父所遮，直到21世纪才有专文研讨。丁建军、胡坤对他与王安石的政治冲突、与司马光的政见分歧及他在“车盖亭诗案”中营救蔡确的行为做了探讨，认为他是北宋中后期政治舞台上“欲超越党派之争而不能的”政治家。^[1]贾道民探讨了他对熙丰新法的态度^[2]，以及他的仕宦历程和交游活动^[3]。顾宏义研究了他朋党观的变化及他与元祐政治的关系，指出他从熙丰时宣称“君子小人不并立”到元祐时主张“朝廷本无朋党”乃出于政治权变的需要，他持“调停”说以缓和党争、消弭党祸，为稳定朝政作出了努力^[4]；他死后《遗表》一案表面是蔡京“公报私怨”，实际是徽宗初政时期调整治国方略，由“调停”转向全面“绍述”的必然产物^[5]。鉴于范纯仁在神、哲两朝的政治活动与当时党争关系密切，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他在北宋中后期党争中的宦海沉浮及其原因，以期深入认识他的政治活动、政治品格及北宋中后期的党争政治。

一罢判安州

范纯仁早年仕途颇为顺遂。曾以父任为太常寺太祝，仁宗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以侍亲不赴官。至和二年（1055），以秘书省著作佐郎知襄城县。嘉祐三年（1058）从贾昌朝辟签书许州观察判官事；六年（1061），贾黯辟知开封府襄邑县，皆有惠政。英宗治平元年（1064）十一月，擢江东转运判官，次年六月，召为殿中侍御史，未拜，迁侍御史。

治平三年（1066）三月，范纯仁因“濮议”之争罢侍御史通判安州，遭到第一次贬官。“濮议”是英宗为追尊生父濮安懿王名分而引起的朝廷论战，起初只有两制以上官员参议，形成两种方案：宰执官韩琦、欧阳修等拥护英宗，认为当称濮王为“皇考”；翰林学士王珪、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官员认为，英宗既以养子入继大统，就是仁宗之子，力主称仁宗为“皇考”，称濮王为“皇伯”。双方各持己见，不肯妥协。于是英宗下诏百官讨论，结果百官拒绝迎合英宗和宰执官意愿而同意两制意见，并取得曹太后支持。双方耗持十八个月，最后以英宗一方迫使曹太后做出让步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