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的文人和文学活动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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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宋史研究论丛．第三十六辑》

出版日期：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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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文人和文学活动叙事

摘要：有一种说法是“《通鉴》不载文人”，因像屈原、杜甫这样的重要文人的事迹，均未被《通鉴》所记载。但如果我们详细审视《通鉴》，则会发现，与纪传体史书甚至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确实较少，但也并非完全失载。不过很多文人即使被记载，也不涉及其文学活动。《通鉴》所记载的文人与文学活动，一般都有“资治”的目的在，或告诫士人不当像很多文人那样浮靡放荡；或告诫皇帝应以利于治国为择贤才的标准，而不应过于重视其辞章之华美；或旌表那些为文以劝谏国君，有益资治的文人及其文学活动。编年体史书本就有多记国家大事而忽略其他史迹的倾向，但与其他编年体史书相比，《通鉴》在记载文人与文学活动时持更为严格的立场。在《通鉴》之后的编年体史书中，《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等继承《通鉴》较严格的记载文人的规则，《资治通鉴补》《明通鉴》《国榷》等则更为宽松，甚至主动变通体例以记载更多的文人与文学活动。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编年体通史著作，既吸收了北宋及之前的大量史学成果，也对后世史学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一般认为《资治通鉴》主要记载与政治相关的史事，而忽略历史中的其他方面，如一种认识是《通鉴》不载文人与文学活动，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条名为《通鉴不载文人》：

李因笃语予：“《通鉴》不载文人。如屈原之为人，太史公赞之，谓与日月争光，而不得书于《通鉴》。杜子美，若非‘出师未捷’一诗为王叔文所吟，则姓名亦不登于简牍矣。”予答之曰：“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昔唐丁居晦为翰林学士，文宗于麟德殿召对，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谓宰臣曰：‘居悔作得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尝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如君之言，其识见殆出文宗下矣。”^[1]

此处称《通鉴》不载文人，并举出了屈原、杜甫二人之例。李因笃与顾炎武的对话，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史学观，李因笃认为史书应尽量全面记载历史，顾炎武更看重史书的经世致用功能，尤其对于《通鉴》这样以“资治”为主要目的的史书而言。但这段引文只是略举其例，就《资治通鉴》全书而言，虽以“资治”为目的，但全书并非完全不涉及文学活动与文人，毕竟在古代文学活动与政治不可能完全脱离干系。所以有必要分析《通鉴》中的文人与文学活动叙事。

目前关于《通鉴》与文人、文学活动、文学观的研究，有以下几种。其一，研究《通鉴》的文学影响，如关四平《从历史到小说的关键一环——论〈资治通鉴〉在三国题材演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探讨了《通鉴》对于通俗文学影响的一个侧面。^[2]其二，研究其文学特征，如彭知辉《〈资治通鉴〉的文学特征》以隋唐之际史事为例，论述了其文学手法。^[3]除关于《通鉴》文学性的研究外，关于《通鉴》叙述某一类人群的研究也开始逐步展开，如尚小雨在《〈史记〉与〈资治通鉴〉法家人物书写比较研究》主要就二书对法家人物申不害、韩非子、商鞅、李斯和晁错等的描写比较，还对比二书史学撰述特点的差异，这其中涉及《通鉴》对法家人物的叙述。^[4]又蹇玉清《塑鲜活人物，记简约史事：对〈史记·刺客列传〉与〈资治通鉴〉中人物记叙的对比》主要对比二书对豫让、聂政、荆轲三人的描写。^[5]不过对《通鉴》中文人和文学活动叙事的研究目前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