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关系与现代国家建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的国家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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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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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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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关系与现代国家建构[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的国家建设研究

内容提要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便是阶级关系,因此研究现代国家建设自然也离不开最为古老的阶级分析方法。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家建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政权本身有阶级属性而没有处理好阶级关系,即政权的有产阶级的性质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土地改革只能是纸面上的,不可能真正触动作为政权基础的支配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结果被逼上绝路的农民阶级起而抗争。这个经典案例告诉我们,国家建设中不但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失败必然导致国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政府(国家)—支配阶级—被统治阶级”的关系是国家建设理论的新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国家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 阶级关系 土地改革 政权建设

一 何为现代国家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路走了一百余年,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之路走得如此漫长?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为什么未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是陷入分裂?1927年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无力使国家在实质上获得统一,而不能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兴起于农村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完成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使命?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年这段时间为研究对象,从阶级关系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历程,并着重回答了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不选择辛亥革命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而选择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7这十年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其一,辛亥革命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权威崩溃,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各路军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扩展地盘,壮大实力,而不是进行国家建设,因此,在军阀混战时期,现代国家建构根本无从谈起。其二,国民党通过北伐取得政权,确实具备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些条件:(1)中华民国有了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尽管这个中央政府仅仅是名义上的,也总算有了一个能够发号施令、自上而下推动国家建设的最高权威。(2)国民党政权有一个官僚化党组织可以依靠,尽管国民党组织派系林立、纪律涣散,但终究是有聊胜于无,党组织是现代性较强的政权工具。(3)国民党有一个理论体系——三民主义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尽管三民主义在理论上略显粗糙,但是总比仅凭武力的北洋军阀要进步。其三,南京国民政府的1927—1937这十年,是国民党统治大陆的黄金十年,承平日久,是国民党进行国家建设的重要时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在进入正题之前,首先需要厘清有关现代国家的基本概念。民族国家、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而不加区别,而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存在根本不同,需要逐一厘清。

民族国家最早出现在欧洲,是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相结合的产物。欧洲的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各个民族国家内部已经形成了高度同质的文化认同、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因此最早产生于西欧的民族国家大多接近于单一民族,因而民族国家最原始的意义强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注重民族国家的民族属性,即其文化属性。相对于这种狭义的民族—国家(national-state),查尔斯·蒂利更偏好于使用广义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他说:“民族国家这一术语并不一定指民族—国家,即其人民有一种很强的语言、宗教和象征的身份的国家。……很少有欧洲民族国家可以算作民族—国家。英国、德国和法国——典型的民族国家——当然从没有满足这一检验标准。”[2]蒂利的这一描述与民族国家向全球扩散的经验相契合,很多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包含了多个不同的民族,这就是现代民族国家。

黑格尔曾经说,“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3],这就把国家的政治塑造作用放在比民族的文化属性更为优先的位置,强调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性的一面。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高于民族的文化属性,多个民族可以并存于现代民族国家;民族首先认同国家,在这个前提下坚持自身的文化特性。因此现代民族国家着眼于国家的控制能力、塑造能力、整合能力,把民族问题当成现代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能力的一个方面,不再把民族的文化属性当成民族国家的首要问题。吉登斯在定义民族国家时写道:“‘民族’指居于拥有确定边界的领土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其反思监控的源泉既有国内的国家机构又有国外的国家机构。”[4]吉登斯直接把“民族”定义为国家领土范围内的“集体”,完全置民族的文化属性于不顾,而把民族看成是国家的产物。当然,吉登斯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上来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的,与蒂利虽然用语不同,含义却有相通之处。因此,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民族国家的文化属性,后者强调民族国家的政治属性;前者强调民族对国家的影响,后者主张国家对民族的塑造;前者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单位,而后者则是现实中的国家。

现代国家是发展政治学中的概念,传统国家、过渡国家和现代国家被认为是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必经的三个阶段。[5]现代国家一般具备如下特征:政治整合能力强、国家权威理性化与世俗化、政治结构高度专业化、大众广泛的参与政治等。现代国家是发展政治学的目标预设,体现了国家的一种理想状态:既能维持秩序,又能保证大众的政治参与;既能保持权威的合法性,又能对国家内部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阶层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民族国家与现代国家有着相同的内涵,因为现代国家的这些特征必然隐藏着一个成熟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然形成这一假设,而现代民族国家也必然以现代国家的这些特征为其归依。也正因此,有学者才会把现代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混用而不知。

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拟统一采用“现代国家”这一概念,对于所引用文献中对这三个概念的混用,如果未加说明,则统一指“现代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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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拯.阶级关系与现代国家建构1130221——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的国家建设研究[M]//杨光斌.比较政治评论.第一辑(2014)总第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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