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弗罗洛夫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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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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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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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弗罗洛夫哲学

戈尔巴乔夫改革导致的苏联解体,[1]有一系列复杂原因,其中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戈尔巴乔夫个人也难辞其咎。[2]具体而言,苏联原有的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体制必须改革,这是由客观的历史原因决定的,但是改革演变为社会灾难,主要责任在戈尔巴乔夫本人。正是他为改革确定的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使得改革引起的社会变化失去控制。这是酿成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改革的客观必然性和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方针政策构成了苏联剧变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它们缠绕纠结,共同作用,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本文无意于对问题做全面分析,其宗旨是从一个角度,哲学的角度,对这场巨变的主观因素即戈尔巴乔夫的有关思想加以分析。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上述目标与方针,与苏联哲学,并且主要通过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历史传统及文化,紧密相关。戈尔巴乔夫改革只有在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文化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考察苏联哲学的作用,是深刻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关键。

人所共知,直接搞垮苏联并迫使戈尔巴乔夫下台的,是叶利钦。叶利钦高调退出苏共、推动多党制、镇压“8·19”事件、签订别洛韦日协议直至“炮打白宫”,最终彻底终结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然而为什么叶利钦能够拥有这种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的能力?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政策。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4月召开中央全会,提出加速苏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方针。1986年2月苏共27大召开,正式打出改革的旗帜。1987年1月苏共召开“一月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的基本方针得到确定,这就是民主化、公开性。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上说:“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改革的实质。”[3]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是完善选举与监督制度,为此,必须实行公开性原则。公开性即主张“在苏联社会不应当有不能批评的禁区”,[4]放开对新闻舆论的集中控制。民主化、公开性方针一问世,很快掀起一场以揭露阴暗面为特征的历史反思运动。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力量抓住机会发动宣传攻势;另一方面,对广大群众而言,正面宣传早已耳熟能详,倒是关于社会主义苏联70年历史中阴暗面的种种传闻具有刺激性、新鲜感,有关出版物因而分外畅销。一时间,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书籍,乃至学术会议、课堂、教研室活动,无不为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所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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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启念.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弗罗洛夫哲学[C]//谢地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2辑·201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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