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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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2辑·2012）》

出版日期：2013-04

字数： 17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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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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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左翼思潮

1989年苏东解体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遇重大的信任危机，以至于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两个世纪以来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画下了休止符。然而，自2007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这一历史场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霍布斯鲍姆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触及全球化、周期性危机和不稳定。过去几十年，人们相信市场可以摆平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是神学的论断而不是现实。”^[1]马克思主义对时代的批判和论断又恢复了应有的力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西方与非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世俗化与宗教、现代化与生态主义、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处的思想和政治格局空前复杂。一方面，新的现象和历史经验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刺激；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分歧又使马克思主义陷入了各种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争论以及这些争论蕴含的问题性，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一体化还是多元化？

在全球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任何理论都要面对一和多的问题。全球化不仅意味着世界市场、超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也意味着全球与地方的文化互动。全球化不仅是文化同质化的过程，同样也是文化地方性的觉醒过程。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下，我们今天处在一种特殊的“全球地方性”（glolocalism）格局之中，这一特殊的格局也将反映在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是在欧洲现代性背景下产生的，它的文化和历史经验更多地来自西方。然而，自从它传播到非西方国家之后，就面临着与本土文化资源结合的问题。中国是最早意识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国家，早在革命时期就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的基本框架。但是，总体上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于应用层面，没有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本体层面，即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还是“多”的层面进行探讨，而在西方这个问题已经被明确地提出来。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明确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必然是复数，“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然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2]作为世界苦难的见证人和批判者，马克思的信徒是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少数者，他们响应马克思的批判和解放精神，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里，马克思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化为在虚拟的精神感召下形成的非政党和非国家的联盟形式，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新国际”。“新国际的名称在这里将被授予那些人所呼吁的一种没有机构组织的联盟友谊的东西。”^[3]这样，德里达以解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多样性和同一性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马克思主义是一还是多的问题是当下不可回避的问题。2008年英国在伦敦召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的主题就是“多种马克思主义”（Many Marxisms）。按照会议组织者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重要的、异质的和多面相的理论和政治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今天必然暴露在各种异质的文化和知识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不能再退回到自我孤立的亚文化的学术小圈子中，自我封闭、孤芳自赏，必须通过与不同地域的经验、不同的学科和思想流派之间对话，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对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有多个思考角度。法国哲学家安德罗·托塞以法国思想史为背景阐述了它的历史演变。他认为，1968年以后法国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危机、重建和多元化三个阶段：1968—1975年为危机阶段，其特征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了异端，但没有人放弃正统性的信念，这典型地体现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强烈辩护中；1975—1989年为重建时期，此时出现了各种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方案，如空间生产、现代性理论、救赎论马克思主义等，人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解释路径的多样性，但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扩展和传统理论的补充；1989—2005年为多元化时期，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开启了一个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当代学者以高度离散的形式介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们没有形成学派，也没有共同的根基，除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他们中间没有其他的共同点。作者认为，这些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有其必然性。我们的时代的特征是，共产主义没有实现，资本主义也没有摆脱危机，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自我批判，才能找到积极重构的方式。^[4]雅各·彼岱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马克思理论对现实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批判力并未受损害，但它只有与其他激进理论进行对话，吸收包括德里达、福柯、德勒兹、解放神学、世界体系论、调节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批判的思想资源，才能恢复其理论活力并找到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途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