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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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论苏联、俄罗斯经济》

出版日期：2013-08

字数： 18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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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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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原因与对苏东剧变的关系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执政后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标志着广大苏联人民对改革抱有希望的开端。虽然改革在某些领域和某个阶段取得了一些进展，一些改革政策及措施得到了实现，但从整个改革过程看，进行得并不顺利，在不少情况下改革处于“空转”状态。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并成为苏联社会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加速苏联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文主要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客观因素、主观原因与对苏东剧变的关系。

一客观因素——阻碍机制与阻力对改革的影响日益增大

长期以来，笔者在分析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失败原因时，一直特别重视阻碍机制（有人用障碍机制，这是翻译的问题。原文都是механизмпрепяствия）对其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问题，而是在斯大林体制模式下长期成长起来的、在各个领域让人感觉到的、实实在在存在的种种阻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十分顽固的、一时难以克服的机制。笔者认为，这一阻碍机制，由于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改革刚开始时，“党领导层的大多数持正统观点的人，总的来说承认有必要进行局部改革”。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改革刚开始认为，“这些变革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单一的权力、单一的所有制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当改革深化时，特别是从准备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起，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观念发生了大的改革，与此同时，对改革的“抵制也加强了，这种抵制马上显露了自己的布尔什维主义本性，即不能容忍异己思维”。^[1]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估价，认为，改革虽有进展，但并没有达到不可逆转的地步，在会上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的进展，是否意味着到处都在全速出现好转和革命性改造已经不可逆转了呢？不，并不意味着是这样。如果我们想分析一下现实的基础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承认：……我们还远未消除造成障碍的深刻原因”。^[2]这次会议的根本任务是要深入改革，使改革不可逆转。对此，《苏共中央二十七大决议执行情况和深化改革的任务的决议》中明确指出：“改革进程是矛盾的、复杂的和艰难的，是在新与旧的对抗中进行的，虽然出现了积极倾向，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还未发生根本的转折。阻碍机制还未彻底拆除，也未被加速机制所取代。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着粗放道路向前发展的。”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一开始，就意识到改革的阻力问题，随着改革实际进程的发展，认识在逐步加深。他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首次提出了“阻碍机制”之后，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又指出：“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的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3]他还在各种场合谈到，围绕改革展开的斗争虽然不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形式，但斗争却是很尖锐的。

（一）阻碍机制的含义与产生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从苏联领导人到学者，都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而明确的解释，但基本含义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戈尔巴乔夫在一月全会（1987年）的报告来看，阻碍机制是指过去长时期内在理论、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组织等各个方面形成的一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机制。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起作用，相反，阻碍作用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阻碍机制。这一机制在政治方面，表现出这样一个奇怪现象：有教养的、有才干的、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可能性，不能利用其实际参加管理国家事物的权利，经济中的阻碍机制及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和各级官僚阶层的“不断繁衍”，这些官僚阶层在整个国家、行政乃至社会生活中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