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言的民族文化对话与地理文本表征

莫言面对的是中国近代革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语境（世界两极对立的形式已经改变）。所以，他的思考基点是改革开放和全球化，面临的许多问题是设计者们没有预料到或没有足够重视的，体现了对五四运动以来文学现代性和世俗现代性的反思（应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反思和达尔文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反思，这里主要指前者）。莫言通过对中国近代历史虚构、梳理所表现出的民族地理对话自然有其特点。

1.民族话语和霸权话语的军事对话

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全球化和军事全球化，后两个层面往往与殖民主义战争相关联。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把握得相当深刻。在全球化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中，所有的人都被卷入其中。资本主义的政治、军事全球化战略把经济交流、文化融合的积极全球化变为政治压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文化霸权的全球化。它们依靠自己的文化、技术、社会制度、军事等优势把全球化异化为殖民主义。在《红高粱》中，余占鳌带领村民用铁耙、鸟枪来对抗日寇的钢枪、汽车等，而罗汉大爷则只是用血肉之躯来迎接日寇所驱动的屠刀，冷支队、胶高支队、余占鳌部等虽相互攻击、绑票，但是，最终还是在血海深仇面前联手抗日，用勇敢、团结等精神力量迎击日寇。“三百多个乡亲叠股枕藉、陈尸狼藉，流出的鲜血灌溉了一大片高粱，把高粱下的黑土浸泡成稀泥……”^[1]这个场景写出了中国农民面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对话态度！爷爷对着吃尸体的狗大骂：“日本狗！狗娘养的日本！”^[2]并且枪击“日本狗”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用血、智慧、勇气以及长枪、大喇叭、铁耙等和日本侵略者的汽车、歪靶子机枪、屠杀、剥皮对话。在世界文学范围内，理性中心和边缘、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军队和农民、杀人机器和肉体精神、先进和落后、中国和日本（德国）等以极不平等的方式展开了对话。奶奶委身余司令、铁板帮帮主却装疯卖傻地拒绝日本青年兵的侮辱；罗汉大爷面对日方监工的淫威，那紫色的火苗，还有那吃惯高粱米饭的胃怎么也吃不惯东洋大米，怒铲自己一向喜欢的现在“吃里扒外”的骡子，面对剥皮的孙五大骂：“剥吧！操你祖宗，剥吧！”^[3]这种强硬的农民道德本能驱使他只能走向同日本侵略势力相对立的立场。当然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变矮了，有的面如黄土，有的面如黑土”^[4]。面对机枪、狼狗、剥皮，生命的本能令他们害怕！但个人求生的欲望和民族的自尊逼迫他们在恐惧后寻找出路。孙五被迫剥人皮后发疯，表现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传统和职业道德的认同感！其他还有哑巴、方五、方六、任副官、冷支队等都是用枪来同日本侵华势力进行亲密对话的人！爷爷说：“你们是中国鸡巴戳出来的就放开我们；是日本鸡巴戳出来的就打死我们！”^[5]这句粗疏的话语和当时危机的形势唤醒了民族之根、民族之魂，冷支队、胶高支队、铁板会余部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这种联合是那样的艰难和坚强，这种联合最终使中国人民能直面日军的子弹，一直把日军赶出中国。从情场到战场、从武器到符号、从老到少、从平民到帮会、从饮食到工作、从爱到恨等，几乎所有层面都展开了这种民族地理文化的生命接触和对话。从鉴真和尚东渡到日军侵华，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和”文化与日本“海盗”文化的内在区别，在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屡屡以君子之心度“海盗”之腹之前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戒之心。在《丰乳肥臀》中，清朝咸丰年间，司马大牙和上官斗针对西方诸国入侵势力采取尿屎战，以保护东北高密的风水，妄图使德军呕吐而死，结果司马大牙死去，上官斗走了铁鏊子，用尿粪和对骂去面对长枪和大炮，勇气毅力大于物质。司马大牙、上官斗奋起抗击德寇，虽惨遭失败，作者侧重思考的是民间抵抗外敌力量的崛起，军事的失语，政府力量的缺席，以及深刻的文化内因。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用老弱病残的逃亡来面对，用司马库的火烧、怒骂、毁桥及沙月亮司令部的稀疏不一的枪声进行区域性对抗，结局悲壮；沙月亮部、司马库部、蒋立人部等的抗日、相互替代等，是作者对民族话语的重新透视，并解析出暴力等不协调因素。依靠惨烈的失败，莫言思考民族团结的必要性问题。在《红树林》中，卢南风、马刚、陈三两、秦书记、林万森、张争、小百等在红树林里并肩抗日，有能力以血肉之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对话（在新中国成立后个别民族栋梁发生了质变）。这种民族对话进程所表现出的精神被莫言尊崇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也是个别蜕化的革命战士的忏悔之地。在《檀香刑》中，面对个人侮辱和27条人命，孙丙“结交义和拳，回来设神坛，扯旗放炮，挑头造反，拉起一千人马，扛起土枪土炮，举起大刀长矛，扒铁路，烧窝棚，杀洋人……”^[6]从民间崛起一种力量，同德国鬼子的克虏伯过山大炮、毛瑟钢枪对话（虽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叙事策略反讽了钱丁、袁世凯及其新军，还有清政府），靠以天理意气为核心的大陆民间戏文化精神同德国鬼子的海盗文化对话。这些对话性的战斗人物和情节设计，通过民间草莽之辈，凭借血肉之躯同侵略者的枪炮对话，在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塑造出在中西对话之中崛起的民间力量。实际上，这也是老舍等著名作家思考中国文化危机时所强调的问题。这与莫言的民间叙事和“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态度密切相关。在《十三步》中，丁钩儿明确地向身体残疾的老革命汲取精神力量；《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也向抗日的老农民、老太太汲取熊心豹子胆，向欲望开战，作者把这种民间崛起的民族之魂作为战胜殖民话语的精神寄托之一。莫言面对德国和日本殖民话语，强调一种生命力，这种民间生命力聚合和流变成一种民族之魂。民族地域文化冲突和对话的最极端形式便是战争。一方面，民族和平不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但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应如何成功地对付外来的一切暴力的考验，这是古希腊等文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民族应当重视的问题，民族反暴力的最精彩的一笔就是抗日。另一方面，民族反暴力有时会不幸沦落为同霸权一样的东西。因而民族和平与民族反暴力之间便形成了紧张关系。

2.个体生命话语和殖民战争话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