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分析[1]
一 引言
农地流转是当前农村土地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国家也从政策层面不断引导农村土地流转健康进行,但相关制度的不合理性特别是农地产权模糊等缺陷阻碍了流转的顺利进展。由于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农民集体土地权利结构不完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地流转速度缓慢。对此,国家也不断进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增量改革”以健全农民土地权能,加快农地流转市场化步伐,建立健全高效、公平、规范的农地流转市场体系,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尤其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发证工作。2013年和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抓紧抓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可见,国家期望通过明确农村土地权利归属、权利结构等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形成适度规模经营。
实际上,一直以来,国内学术界也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动因、影响因素、模式、机制、存在的各种问题及对策等各方面开展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分化[2]、村级流转管制[3]、产权认知和产权强度[4]、交易费用[5]等因素对农地流转的具体影响。其中一个焦点是农地产权或地权稳定性对农地流转及其市场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产权的界定将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状况下,产权界定得越明晰,资源就越能够不受外部性的影响,进而能够自发进行资源配置以至于达到帕累托最优;与此同时,产权界定的越明晰,其所花费的交易成本就越小。而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同样如此,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明晰确定将会提高农地产权的稳定性,进而使农地的转入和转出双方都增加了对土地投资的预期,并且在实际流转过程中以产权为严格的法律依据,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提高了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有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提高土地产权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将有助于农地流转的实现[6][7][8]。然而,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的农地制度阻碍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9],稳定的土地产权不能促进农地流转的原因在于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10][11]。但以上研究结论都是在农地确权政策实施以前得出的,而对于当前实施的农地确权会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产生什么影响?目前并没有文献对此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所以,为深入推动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及农村土地有序流转,有必要深入分析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以便为今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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