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社区服务的逆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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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农村研究.2016年卷（上）》

出版日期：2016-12

字数： 1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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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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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式社区服务的逆向观察^[1]

面对农村社区服务的困境，湖北省政府从2011年开始自上而下开展了“三万”活动，即运动式社区服务。运动式社区服务由省级政府发动，经由“省—市—县—乡（镇）”的行政链条，辅之以各级政府机关单位、在汉高校等组成的驻村工作组，最终到达村庄及居民。村庄受到行政传感影响，动员村庄内外资源回应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社区服务。能否达成省级政府所期望的合法性重塑与提升，则取决于运动式社区服务在农村社区取得的实效，即其能否与农村居民社区服务需求相吻合。本研究以鄂东四个村庄为调查对象，以社区交通服务为例，试图从村庄和民众的视角审视运动式社区服务的运作逻辑、面临的供需矛盾及其合法性后果，以揭示运动式社区服务的行政性输入与社区接收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引言

（一）文献回顾

如何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国家对社会的治理方式而言，大体有两种理论流派：一种是以韦伯为代表的科层式治理；另外一种就是近些年逐渐为大家所辨识的运动式治理，后者则是本文所关注并探讨的治理方式。

运动式治理的研究源于这样一个现实，即国家行动何以时常超越科层组织，通过非常规的方式开展？运动式治理不仅存在于“大跃进”时期（周飞舟，2009；Yang，1996；宋连生，2002；李锐，1999），而且存在于改革开放后社会治理的各种领域中（吴毅，2007；周雪光，2009；折晓叶、陈婴婴，2011；狄金华，2010；荀丽丽、包智明，2007），甚至存在于更为久远的历史脉络中（周雪光，2012）。可见，运动式治理绝不仅仅是一时的政治狂热所导致的偶然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与制度渊源。

近年来，人们对运动式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运动式治理的类型学研究。冯仕政（2011）将其称为“国家运动”，根据基本取向、变革目标及动员范围3个维度，将其区分为8个基本类型，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研究。另外，廉如鉴（2014）将运动式治理分为普通型运动与斗争式运动。所谓普通型运动主要是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不外乎采用激励、惩戒、竞赛等方法实施社会动员；斗争式运动则采用“发动一些人斗争另一些人”的方式。

二是运动式治理何以发生。第一种观点：组织失败，认为运动型治理机制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针对官僚体制失败的应对机制，并隐含着常规治理与运动治理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官僚体制的常规机制越发达，其组织失败越是凸显，从而更为可能诱发运动型治理机制（周雪光，2012）。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适用性低与执行压力变化会导致消极执行与运动式执行（陈家建、张琼文，2015）。第二种观点：绩效合法性压力，认为基于政体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所面临的强大绩效合法性压力，以及该政体所提供的组织和合法性基础，国家为此打破制度、常规和专业分际，强力动员国家所需要的社会资源，从而形成国家运动（冯仕政，2011）。第三种观点：高度集权，周飞舟（2009）认为“大跃进”的深层机制在于，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

三是科层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何种关系。既然科层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都是社会治理的两种方式，那么两者之间如何选择，即在什么时候应该选择何种治理方式，两者是什么关系？大体可区分为注意力分配论、运动式治理常态论。注意力分配论认为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科层体制背后的问题是注意力分配，而“合法性承载”概念将有助于解释注意力是如何在治理谱系中进行分配的（徐岩等，2015）。运动式治理常态论认为运动式治理在政治官僚制的制度背景下将逐渐被科层消解，失去了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呈现出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倪星、元超，2014）。运动式治理本身蕴含着一种悖论，即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具体表现为“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杨志军，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