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ablishing Temples in Jiang Nan and its Interaction to Society in Lat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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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

出版日期：2016-11

字数： 1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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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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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佛寺修建与社会互动

一前言

以往佛寺研究多数放在佛教传播与其影响力的框架中进行探究，或着重在佛教内部的经济范围中进行分析。然而，一所佛寺与地方所产生的互动与关系，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面相。佛寺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场域，除了宗教性质之外，也是一个具备公共功能的场所，官、绅、民都能汇聚于此，展开错综复杂的交流与接触。佛寺存在的社会功能与其中的人事纠葛能够提供许多的地方社会文化信息。一所佛寺的建设与维修，人力物力资源更是社会实力的展现，也能借此一窥整体地方社会的内涵。然而，明代佛寺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模糊不清。本文将以晚明江南的松江府为考察地点，并以佛寺这一场域为切入点，探讨晚明时期松江府的佛寺修建与社会关系，从而探讨地方力量的具体运作方式。本文将从松江府修建佛寺相关的士绅人脉，佛寺与官、绅、民之间的互动，以及佛寺与家族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让佛寺于松江府的运行方式更加立体化，以此展现出另一层风貌的晚明社会文化内涵，同时也能让晚明地方士绅在地方的作为有清晰的展示。

二慧日寺与松江府建寺人脉

明代中叶以后位于江南地区的松江府经济蓬勃发展，崇祯年间编纂的《松江府志》记载：“吾松正德辛巳以来，日新月异，自俭入奢，即自盛入衰之兆也！”^[1]也因为有活跃的经济动力为后盾，社会消费之能力与竞富风气才能成形。松江府也是晚明江南富庶的代表性区域之一。

松江府人才汇聚，许多官宦与文坛精英皆聚集于此，而佛教对于这些士绅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明末松江府佛寺的修建带来一定推动力。本文先就万历年间青浦县的慧日寺兴建过程做一个观察，探讨松江府地方上佛寺兴建中的人脉互动情况，首先以董其昌（1555—1636）撰写的《慧日寺记》做一个讨论：

青浦之南有佘山，山之东麓有沐堂。慧日禅寺创自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治平二年赐额（1065），住持僧洪庆专领其事，元末兵毁。万历改元，僧圆实同郡人长宁令徐充步蓁莽间，得古井即洗心泉在焉，遂从林氏赎得其址，约十亩有奇。而少师徐文贞与宫保平泉陆公相与倡缘，鼎建并置田二十五亩以资香火。长史太冲袁公同乡宏斋林公及余辈，渐次捐赀。至万历癸酉（万历元年，1573）而大雄宝殿成。文贞公之仲子中翰，师庵兄弟，又撤屋材助之。而大观法界楼成，又明年钟楼成，又明年护诸童子殿成。而此寺遂为九峰，庄严名剎矣。予尝试与陈仲醇、袁微之岁游于此，每爱其寺径逶迤清阴苍翠，上下不见日，而钟声殿角，往往出修竹林白云之间，流连不忍离去。^[2]

慧日寺原本只是荒草之地，却在短短三年内就创建了，占地十多亩并且规模齐备。几座主要建筑物都在短时间内建筑而成，汇聚的资源庞大，可谓松江府的一大盛事。众人等于兴建一所新的佛寺，显然与明代限制建造佛寺律法有所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