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论可以复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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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2016年.第2期》

出版日期：2017-01

字数： 12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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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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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阐释论可以复制吗

强制阐释论是张江2014年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关于这一事件的思考，多数学者是从学理角度着眼的，对强制阐释的内涵做了充分的论述和分析。此外，还可以从学术运行体制上进行。学者身份、学术累积效应、学术活动组织化、话语模式、评价模式、价值诉求等，都参与了这一事件的运行。而这一事件也强化了一种与政治性学术、自发性学术、思潮化学术、学科化学术不同的学术形态的特征，即作为组织化形态的第五种学术。组织化形态的学术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问题，从而也给其可持续发展提出了难题：它可以复制吗？

引言从强制阐释论到文论学术机制

强制阐释是张江先生2014年提出的一个理论命题，用于概括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存在的弊端（即场外征用、主观预设、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等）。^[1]张江先生在中国顶级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发文，并与王宁、周宪、朱立元等国内著名文论家，还有来自米勒等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文论家展开对话，参与对话者所涉及单位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此外，大规模参与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等，还设有专栏进行讨论。讨论层次之高，范围之广，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界是极为罕见的，可以视为现象级事件。

对于这一事件，多数学者都围绕学理层面，就强制阐释论的内涵进行分析，取得了积极的成果。^[2]而本文所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一个比较长时段来看，强制阐释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个热点，它可以复制吗？它是否是中国当代文论既有进程的一个自然发展的体现，或者超越于既定的中国当代文论框架？一言以蔽之，这里探讨的是强制阐释论的学术运行机制问题。

何谓运行机制？主要指学术的前提、基础、条件、运行方式。这些问题虽然不涉及学理探讨，但恰恰是我们置身其中难以回避的。存在于学术界的不仅仅是一些文本、概念、命题，还有其背后的运行机制，它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学术的发展，使得学术具有可持续性，因而一个一个热点，一个一个问题会不断涌现。这就是可复制性。那么，问题是强制阐释论作为近两年的一个现象级事件，它可复制吗？为了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说明。

一学者身份的双重性

学者身份的界定比较模糊。严格说，从事学术活动时，他就是学者，而不必在乎他是什么职务。这是就学者身份的纯粹性而言的，但很多时候又比较难处理。很多学者都是双重身份（学术与非学术），比如教授兼院长，如何界定其身份呢？为了探讨学者身份，可以有两个考虑，一个是考虑到他必须从事学术研究，另一个是考虑其非学术身份对学术是否产生了影响。

作为强制阐释论的提出者，张江有着怎样的学者身份？我们知道，张江是中国顶级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行政级别是副部长级。在中国当下文论界还没有如此高阶的官员。当然，参与中国文论的高阶官员并不止于副部级，像毛泽东、习近平等国家领袖，都有统领全局的政治性文论文本，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等。但后者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纲领、政策颁布，前者并不具有这种政治性文本的性质（或者并不浓厚），主要还是一种学术性文本，坚持一种平等、开放的对话，体现了学术性。前面提到，强制阐释论的传播效应，虽然在新世纪文论热点问题并不少见，比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学终结”“审美意识形态”等，但很难达到像强制阐释论这样的高度与广度，原因何在？我认为，学者的双重身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