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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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36位著名学者纵论新中国发展60年》

出版日期：2009-10

字数： 9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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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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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人口政策60年一瞥

迄今为止，中国仍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4.65亿实现零增长以后，方能将这把交椅让与印度，心安理得地退居次席。中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压迫生产力，即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如今人口零增长一天的到来依稀可见，这一成绩的取得实属不易。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基础，是人口转变的基础；另一方面，旨在以降低生育率为主线的人口政策长期卓有成效地实施，则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学术界和社会上还存在某种歧义，特别对1980年中央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决策的出台存有各种猜测，有的甚至以讹传讹。本文以作者亲历并立足人口学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视野，对1980年决策出台的前前后后，当前的政策选择，作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阐发。

一舆论准备：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于世，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乏节制人口的主张，但是众民主义对上策动着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对下迎合着民众多子多福的心理，从孔子“庶矣哉”、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伦理道德，到孙中山大汉民族“同化论”，无不把人口多少视为国家兴衰、国力强弱的象征，自觉不自觉地推行旨在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疑这种众民主义思想传承下来并得到显现，在短短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完成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着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达到6亿，出生率上升到37.0‰，死亡率下降到14.0‰，自然增长率创23.0‰新高。这种情况为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所看到，他们或召开座谈会，或成立“节育问题研究小组”，并在“一五”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中写进“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字样更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关注的，是邵力子先生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第二次会议上，呼吁宣传避孕知识，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马寅初则先后利用担任人大代表之便，1954—1955年先后三次视察浙江，形成他对人口问题比较系统的观点，在人大代表浙江小组会上作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1957年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点，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的书面发言，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新人口论》以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并且提出具体的办法和建议，由此引发一轮人口问题讨论和探索的热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主张节制人口的社会学派节制主义陈长蘅、陈达、吴景超、费孝通等人，也纷纷发表文章，阐发他们的人口主张。这些文章和建议，有的还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赞赏。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之风一起，则纷纷遭到批判，社会学派节制主义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是声望过高还是别的原因，只有马寅初先生得以幸免，依然做他的北大校长、全国人大常委职务；只是批判是少不了的，马老却不屑一顾，从未做过任何检讨。1959年我考进北大经济学系学习，正值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的情景是：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老校长怎么了？这使我一有时间就跑到第五期刊阅览室，找到刊登马老《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文章的《新建设》等杂志，同时也找来《光明日报》等发表的批判文章读了起来。越读越觉得马老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论述讲得颇有道理，更为那种年近八十誓死捍卫真理、直至战死为止的彻底唯物主义精神所打动；相反，那些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却讲不出多少道理，除了标签式的政治口号和扣大帽子之外，便是偷换前提一类的逻辑推演，其目的就是要将《新人口论》批臭，把马寅初一巴掌打下去。特别是康生亲临北大点名“属于哪个马家”之后，包括马老居住的燕南园在内的整个燕园大批判升级，直到最后马老从北大校园、政坛和学坛上“蒸发”，再没有见到马老的身影。这使我着实困惑了一段时间，留下一个悬念，这场大批判就这样收场了？心中埋下一个学术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