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种静坐，作用各有侧重。

程朱一系之静坐注重收敛身心，澄心静虑，定心气，这应是儒家各类静坐之共识或者说是共同要求。明代黄泰泉（佐）在社学课程设计之中，洒扫应对、读书、歌诗乃平日之课程，惟每月朔望二日，教诸生静坐，“以求放心”^[1]。而湛甘泉为大科书院撰写的《大科书堂训》更是将默坐设为“日课”：“诸生进德修业，须分定程限，日以为常。毎日鸡鸣而起，以寅卯辰三时诵书，以己午时看书，以未时作文，申酉二时默坐思索，戊亥二时温书。然此等大抵皆不可失了本领，通是涵养体认之意，如此持循，当月异而岁不同矣。”^[2]显然，无论在泰泉抑或在甘泉这里，静坐均是“小学”工夫的一部分。王阳明亦视此静坐为“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门人郭善甫嗜读书，阳明戒之曰：“子姑静坐。”善甫静坐月余，无所事，阳明复告之曰：“子姑读书。”^[3]这种静坐与读书交替用功法，颇有一种“互转的韵律”^[4]，这跟朱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之功法并无二致。当然，即便这种类型的静坐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亦有不同的着眼点，程朱一系以此工夫作为涵养、明理之辅助手段，而王阳明则往往强调通过这种静坐让弟子从纠缠于名相、着于知解一路之中解脱出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