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生活社会化路径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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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农村研究.2009年卷.上》

出版日期：2009-12

字数： 1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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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生活社会化：路径与动力

小农生活社会化是指小农日常生活各方面的需求逐渐由自给转向依赖市场和社会的供给，货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在小农生活社会化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行动主体凸现为最为核心的决定性力量，此消彼长或者共时态地指引着小农生活社会化及其变迁的内容、方向和速率。

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侧重关注当今小农自身变化和新型特质。因此，这一概念和解释模式很大程度上立基于农户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形态，是对已有的经典小农理论的批判性超越和重新建构。同时，在社会化小农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行动主体凸现为最为核心的决定性力量，此消彼长或者共时态地指引着社会化小农及其变迁的内容、方向和速率。本文着重研究社会化小农的生活社会化，其基本的问题意识在于：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以来，小农的生活方式是如何步步深入地走向社会化的？其演进路径是怎样的，显现出哪些转捩点？有哪些主体性力量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其作用方式和机制是什么？基于此，笔者采用两个研究视角：一是将小农生活社会化置于历史变迁之中，探究其发展脉络、阶段性特质、演进逻辑和转承机制，进而明晰小农生活社会化程度的深入历程；二是分别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对小农生活社会化的独特作用方式入手，探讨小农生活社会化的三种对应性的演化路径和动力机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对小农生活社会化的作用方式和大小与其自身的历史变迁有着较大程度上的对应性，第二种研究视角就不仅仅是单一横向的分项研究，同时也必然渗透着纵向上的递进式消长。

小农生活社会化是小农社会化的一种形态，主要指农户在日常生活、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社会化。其主要内容包括：日常生活用品（衣食住行用）、教育、医疗卫生、抚养小孩和赡养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生活观念。小农生活社会化的各项内容和各个层次与国家、市场和社会几大力量之间的联结方式和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且在其历史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具体阶段也显示出非均衡性的存在形式。在论文的展开过程中，笔者的基本分析策略是依据论述主题和研究需要选择一项或者几项内容对理论观点作出解说。

一由上而下：国家主导的社会化

新中国建国前后，国家对农民生活方式的制约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传统中国，“王权止于县政”的政治架构或者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政治双轨制”，从制度架构层面限制了农民日常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有机联系的可能性。农民与国家政权体系的中心皇权的关系非常松散，尤其是官僚体系的隔离使得社会基层与国家上层很少发生有意义的政治联系，“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隔着很长的一套官僚机构，老百姓伏在地上，皇帝位高比天，如是‘天高皇帝远’，在我们传统社会结构里使得皇帝与老百姓在表面上隔成毫无关系的两极，皇帝在老百姓的心里是天生的圣人，可望而不可即，加以历史典籍的渲染，传说的流行，因之皇帝变成了一个神明的天子。”即使处于皇帝与民众之间的官僚体系也由于国家疆域的宽广和财力的有限等因素而不可能下沉到乡村社会，从而产生了国家官治系统与乡村自治系统一定程度的界分与隔离。这就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农民与国家等外在政治社会势力关系较为疏远，农民生活较少受到国家的干预。建国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抵达至村庄的组织延伸及其一系列政治行动，国家开始越来越深、越来越全面地介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并不断强化对农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主导作用。农民们越来越难以按照以前相对自主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而是更多地受制于国家的整体性规划，日益进入国家一体化过程中。改革后，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力量开始消退，不再直接、全方位和高强度地介入农民日常生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退出农村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国家只是调整了其在农村社会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其作用方式，从原来单一的政治手段向更多的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转化，从直接的政治控制和意识形态框限转换为间接的多种形式的综合性调控。尤其是21世纪以来，国家开始根本性地调整原有的城乡发展战略，加大自身在农村发展中的支持作用，强化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责任，提升农民生存发展能力，以应对农户所面临的日渐增强的货币压力和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