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

元剧《赵氏孤儿》的传入欧洲以及在欧洲发生的影响，已经有了一些介绍。可是，在这一个中西文学关系的问题上，还有不少事例需要更好的安排，也有不少论点需要更多的考虑、更多的阐发。本文拟就《赵氏孤儿》怎样传入英国，传入英国后引起怎样的批评，经过了怎样的改编，改编本子怎样上演，以及上演后取得怎样效果等问题，提供一些事例，并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和思想倾向，指出这些事例的意义，从而具体说明这本中国戏剧在启蒙时期英国的影响。^[1]

一

要谈《赵氏孤儿》怎样传入英国，必须先谈这本杂剧怎样传入法国，因为它是从法国传过去的。在十八世纪初期，英国和中国早就发生了直接关系。中国的茶（武夷、熙春）、瓷器、漆器、南京布、糊壁纸等，通过东印度公司，早就进入英国社会，引起了英国人对东方的兴趣。可是，中国的哲学、伦理、文学，一般是由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转辗输入的，中国戏剧也是这样。

《赵氏孤儿》传入法国，是在一七三二至一七三三年间。一七三四年二月，巴黎的《水星杂志》——这杂志现还存在——发表了一篇没有署名的信，说是从法国西北部布雷斯特寄来的。信里有几页法文翻译的中国戏剧。信上说：“先生，这就是我答应给你的一件新鲜别致的东西。请你告诉我，你和你的朋友们看了这本中国悲剧觉得怎样。此外，还请你告诉我，我之所以对这本戏发生兴趣，是不是由于这样的一种心情，即凡是时代较古或地区较远的东西总能够引起我们的歆慕。”^[2]这里说的中国悲剧就是《赵氏孤儿》杂剧。这时候，巴黎耶稣会的教士杜赫德（J.B.du Halde）正在编辑一部关于中国的书，叫做《中华帝国志》，简称《中国通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早于一七三一年在耶稣会士通信录（第二十集）上登了预告，一七三三年又印了一份说明书，介绍内容。到一七三五年，《中国通志》出版，对折本四厚册，里面包括《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一年以前《水星杂志》上发表的只是一些片段，这次《中国通志》上登载的是法文译本的全部。^[3]译者是在中国传教的一个耶稣会士，华名马若瑟（Joseph Maria de Prémare）。^[4]《赵氏孤儿》是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就十八世纪来说，它是唯一在欧洲流传的中国戏剧。

我们说，《水星杂志》上发表的只是马若瑟的片段译稿，而《中国通志》上登载的是马若瑟的全部译稿。可是，马若瑟的全部译稿，不是《赵氏孤儿》的全部，而是经过删节的。元剧本以歌唱为主，歌唱里有很好的文章。马若瑟的法文译本则以宾白为主，“诗云”之类刊落大半，至于曲子则一概不译，只注明谁在歌唱。这样一来，《正音谱》所谓的“雪里梅花”，王国维所谓的“元剧之文章”，都看不见了。再者，有些地方，宾白脱离了曲子，好像也可以前后贯串；但也有不少地方，宾白脱离了曲子，就上下不很衔接——在这些“曲白相生”之处，经过了割裂，前后脉络就不明显、不自然了。

就马若瑟的汉语程度来说，他好像是可以做出一个较好、较完整的译本的。我们知道，他是在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到中国来的，从那年起到一七三五年（雍正十三年）卒于澳门止，共留华三十八年，其中在江西各处如饶州、建昌、南昌等处住了二十多年。^[5]他是熟悉汉语的，读过不少中国书，也写过不少东西。除了关于宗教的而外，他译过一些书经与诗经，后来也在杜赫德的《中国通志》上发表。他还用汉语写过一部《经传议论》，分篇讨论六书、六经、易、书、诗、春秋、礼乐、四书、诸子杂书、汉儒、宋儒。在十八世纪初期（康熙年间），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了便于进行工作，研习中国学问。傅圣泽（Foucquet）和白晋（Bouvet）研习的是《易经》，而马若瑟研习的是理学。马若瑟在他的《春秋论》一篇的自序上说：“瑟于十三经、廿一史、先儒传集、百家杂书，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十余年矣。”^[6]在当时教士中，他是一个“中国通”。可是他译的《赵氏孤儿》，只是大体保存了原作品的轮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很可能，这位“理学”家，对词曲小道不很内行，为了省事，没有全译。至于比较完整的译本，法国人汝利安（S.Julien）的散文韵文译本，那要到一八三四年才得出版——是一百多年以后的事。^[7]

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稿在欧洲的流传，主要是靠杜赫德的《中国通志》的流传。《中国通志》是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国现状新志》（一六九八）以后有关中国的第一部大书，该书在十八世纪欧洲流行极广。它在欧洲主要语言（如英、德、意、俄）里都有译本，其中最早的是英国的译本。^[8]早在《中国通志》出版以前，伦敦新闻界听到了消息，就已注意了。^[9]后来，《中国通志》在巴黎出版了，伦敦发生了抢译现象。一个以印刷精美得名的出版家叫做瓦茨，另一个以创办《君子杂志》得名的出版家叫做凯夫，都雇了译员，赶着进行工作，凯夫并在《君子杂志》上大为《中国通志》宣传。瓦茨的翻译是一个删节本，进行较快，于一七三六年出版，八开本四册，五年之内印了三次。凯夫的翻译是一个全译本，进行较慢，于一七三八至一七四一年之间分期出版，对折本两大册。从一七三六年至一七四一年，这两个出版家，互相指摘，进行争辩。^[10]对我们来说，这些争辩的意义倒不在其是非曲直，而在说明下面一个事实：就是，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中国文物在英国的翻译界、出版界，以及读者界，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与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