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家庭与市场

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自然，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农村社会的性质，农民的生活状态，农业的发展前景等都已成为学界甚至大众媒体主要的关注点与思考点。转型期的农村无疑具有独特的性质，但是这些特点是如何形成并对农村的发展以及农民当下与未来的生存状态产生何种影响？同时，城市化进程又到底对农民与农村带来了什么？本文中，笔者走进“后村”这个已被划入城区范围的农业村庄，通过实地调查来勾画社会转型与城市化大背景之下的村庄概貌。

后村是豫东平原Z市C区北郊乡的一个城郊村，它东临贾鲁河，包括两个自然村，一组、六组为韩庄，二组为彭庄。总计人口860人，土地900亩。根据城市发展规划，后村在2008年被划为城区，但其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种植业，每户均有承包地，实际仍是农业村庄。

初入后村，一方面可见村庄规划整齐，房屋外貌基本相同，并且村庄较小而居住紧密；另一方面，则是村中灰尘弥漫，垃圾随处可见，道旁野草丛生。后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平静的，每家每户都忙着挣自己的钱，正如村民所说：“各吃各的饭，各干各的活，各挣各的钱，谁也不管谁”（引号内为对村民的访谈记录。下同）。但正所谓静水深流，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盖其深处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化。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并且又在城郊这个特殊的空间下，村庄表面的平静或许正是其“动”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正是后村独特的一面。

一 历史中的后村

相传后村的韩庄是清朝一韩姓官员为朝廷养马的地方，后称韩庄。韩氏破落后，村庄及地产均被卖给了李姓一家。李姓虽然成了村庄的大姓，但却一直未能改变“韩庄”这个名称，而至今韩庄内没有一家姓韩的。后来，经历民国战乱以及新中国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姓氏搬入韩庄，其中以邢、王、张氏为多，也有不少其他李姓和彭、赵、冯等为数不多的小姓搬入。彭庄原是贾鲁河边的一个渡口，以彭姓和李姓为主，其中彭氏一直是彭庄的大族，彭氏在此居住已有上百年的历史，而李姓则多为后来迁入。这为后来韩庄和彭庄的姓氏格局和宗族结构奠定了基础。

在上百年的历史中，后村一直显得比较平静，甚至连一个名不副实的村庄名都未能改变，而后村的近代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1938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导致黄河水泛滥，后村也难逃厄运，成了黄泛区。村民被迫外出逃荒，大部分都逃到了安徽。尽管洪水在几个月之后就消退了，但造成的影响却持续了十余年。洪水消退后，房子被冲倒，耕地边界被冲掉，曾经的祖坟等坟头也无处可寻，地上全是深深的淤泥，唯有少数的大树孤零零地矗立在刚遭洗劫的黄土地上，在风中摇曳。大部分逃荒的男人都回到了村庄，女人却留在了当地嫁作人妇。回村的人，依然还是向地主租种土地，据说地主们就是凭借那些留下来的大树来作为确定地界的标志。向地主租种土地的人，来自各个地方，有各种姓氏，他们不少人在建国后经过土改分到土地从而在此定居，其中有不少李姓，这就使得村中有了几个李氏，而并非只有原来从韩氏手中买下庄子的一个李氏了。

洪水打乱了村民的生活，村民被迫重新在淤积着黄河泥沙的黄土地上耕作；但是洪水并没有土地的制度，地主照样是地主，而佃户依旧为佃户，而这一被洪水改变的土地所有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土改而彻底的改变。经过土改，村民都分到了土地，并在1981年前后、1988年、1998年进行过三次土地分配与调整。以最近的一次即1998年的调地为例，村中土地分为好、坏（高地和洼地）两类，按照人口分配耕地时，各家在两类地中都可以分到一块土地，造成了一家一般有两块土地的状况，现在人均大约1亩1分耕地。宅基地则是按照家庭，以分地时的人口为准，凡家里有一儿子的，则分一处宅基地，凡有多个儿子的，每个儿子分一处宅基地，老人随小儿子共一处宅基地，凡家中只有女儿的，老人和女儿共老人的宅基地。村中土地除了耕地和宅基地外，和未分开前的村庄即现在环城路以南的村庄共有105亩的集体自留地，这是当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下乡的知识青年而从村庄中划拨出来的，每家每户都匀出一些地，构成了这105亩地。之后这105亩地则成了集体自留地，未划分出去，现在大部分已经租给了一些小工厂建厂房，部分在建设环城路时被征用。而这些集体地上的租金和征地款成了现在村集体唯一的集体收入。

后村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经历了朝代的变换、黄河的冲蚀、战争的洗礼、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大洪水等一系列的大事件，到今天总算归于相对的平静，现在生活在后村的村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赚钱，并深深地融入到市场化的进程之中。后村即将面临的新挑战，便是城市化的扩张，须知从后村骑自行车只要30分钟就可到Z市区。

二 变化中的后村

（一）种植结构

后村的第一个实质性变化是种植结构的变化，即从原来的种粮为主转变为现在的蔬菜种植。199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政策形势的变化，市场慢慢活跃起来，处于市郊的后村也开始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在政府的鼓励与一些敢于尝试的农户示范效应下，“脑子不开化”的农民开始慢慢种起菜来。而在免除农业税之后，种菜更是逐渐达到高潮。到今天，村中大部分的村民家里的地全部种的是各种蔬菜，极少数农民的地是粮、菜兼种。后村的村民开始由粮农变成了菜农。种菜已经成为后村村民最基本的生活内容，村民每天每年的日常生活安排基本上都围绕着种菜而展开。我们发现，农户在土地上的收入一方面相对种粮显然更高；另一方面，它又充满风险，并且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投入。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后村村民的生活和观念，构成了村庄生活、家庭变化和市场发展的基础。

（二）人情礼仪

在人情礼仪方面，现在后村的人情礼仪已经呈现出了一种非常经济、简便的状态。人情并不是很多，从一个人的一生来看，主要是出生、考大学、参军、结婚、去世这几件事情需要办酒席，此外，过生日和祝寿已经并不需要大操大办了。在这些事件中，小孩出生往往会带来极大的快乐，但此时所办酒席并不是大规模的村庄盛典，往往主人家只邀请近亲和关系好的朋友参加；考大学和参军，则是以送路费的名义操办的，来的客人都会送上一份礼钱，作为年轻人到外面闯荡的路费。

不论操办何种酒席，与以往不同的是一方面请的客人中纯粹的朋友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则是对办酒方式的经济性考虑。通过访谈和计算，我们总结发现，一般主人预计客人在10—30桌时，往往会选择去酒店办事；而10桌以下和30桌以上则更会倾向于选择在家里办。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在10—30桌以内时，村民在酒店和在家里办，所花费的钱和收到的礼金数基本相等，区别是在家里办除了花钱之外还要特别费心——安排人做事儿、借东西、支场地等等，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相比在酒店就省事儿多了，这些都不要自己操心，只要告诉酒店怎么做就可以了。在这个规模上，在酒店办相比在家办，花钱相当但省事儿许多，所以更多的村民选择去酒店办。在后村，这是最主要的办事选择。而在10桌以下的规模时，选择在家里办则主要是出于省钱的考虑，如果是在酒店办的话，花费要高于在家里办很多，这时，主人往往不再顾及方便，而更多的是省钱的考虑，促使他们通过操心，把事儿在家里办好。对于30桌以上的规模，我们发现，省钱、省事儿和长面子，共同促使了主人选择在家里办事。当达到30桌的规模时，请“管事儿的”、请“老司儿”（厨师）以及帮忙的人，再加上置办各种必需品，总计费用平摊到每桌时，实际上是低于在酒店的花费的。同样是一套厨师、管事儿、帮忙的人等，做30桌的事儿和做10桌往往没有质的区别。更为关键的是，当有30桌以上的客人到来时，显示的却是这一家亲戚众多、朋友广泛、人缘甚好，这在村庄中无疑显示着主人一家有着较大的面子，而这个面子若是在酒店，吃完就散，无法产生在村庄中操办时的效果。所以，从村庄社会声誉的层面讲，这样大操大办，不仅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家庭彰显在村庄中的地位和面子的“场”。

（三）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