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战略 欧洲文明的“自由空间”与现代中国

[内容提要]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似乎欧洲文明内部争夺世界支配权的血腥厮杀已经决出胜负，自由主义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会时代即将来临。即便没有来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开创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国家为本位，同时又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其学理依据反倒是：大国间的厮杀并没有终结，不过是越出欧洲范围扩展到全球而已。当面对问题意识明显不同的两种“全球史”概念时，选择与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的“全球史”接轨便意味着，我们相信“世界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时代真的会来临。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纪以来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会理念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如果国家间的厮杀依然频繁而且惨烈，那么，我们的史学研究和教学致力于给年青一代灌输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其结果便是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

[关键词] 全球史 施米特 国际法 欧洲中心主义 中国现代外交史

引子

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在“与国际接轨”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学界也正在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

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据说堪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诞生标志。^[1]的确，我们应该注意到，该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人类共同体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要理解《西方的兴起》何以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并不容易。显然不能说，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便足以开创世界史的新样式。着眼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历史叙事，是18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名家都有的本领。如果说颠覆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世界史新样式的关键特点，那么，麦克尼尔用“西方的兴起”这个主标题凸显现代欧洲文明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就很难说他摆脱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如果说从以国家为本位转向以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为本位是“全球史”学的标志，那么，麦克尼尔的这部大著以西方现代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本位，显然并不符合这条标准。

在笔者看来，如果《西方的兴起》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那么，麦克尼尔所信奉的诞生于18世纪的“世界公民论”（the cosmopolitanism）才堪称真正的标志。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宣称，这是他确信不疑的“说服力极强的信念”^[2]。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当今的“全球史”编纂学才得以宣称颠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习性，呼吁从国家本位转向人类社会生活本位。

眼下我国史学界热情满怀地与当代西方的“全球史”史学接轨让笔者想起：早在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问世之前13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1950年）就已经开创了一种“全球史”，而且实实在在地颠覆了政治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3]但与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取向不同，施米特仍然持守以国家为本位的传统政治史学品格，并不把社会日常生活或社会结构的变迁之类的现象视为世界史研究的首要关切对象。

值得思考的问题来了：以国家为本位的世界史研究，何以可能颠覆史学乃至人文学其他学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

一 难言的论题

《西方的兴起》的核心篇章是第三编，此编标题“西方统治的时代”所确定的历史大时段为公元1500年至1950年，与书名互为表里。麦克尼尔力图展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文明”等于“欧洲文明”,“欧洲文明”等于“西方统治的时代”或“西方的兴起”。

在汉语的日常用法中，“西方”概念颇为含混，既是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和欧洲文明的总称，实际含义又更多指16世纪以来崛起的现代欧洲文明。毕竟，入侵中国的既非亚历山大的希腊联军，也非恺撒的罗马军团，而是英法联军。“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在自己家门口已先后与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军事冲突。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铭记着“1840年以来为中国的独立自主而牺牲的英雄”，标明中国的现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完全符合中国式的世界史分期。

这一历史事实提醒我们，“欧洲中心主义”这个概念颇为含混。“欧洲”长期四分五裂，各王国间战事不断，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当指欧洲的某些强权国家的世界性支配。但即便19世纪初期的维也纳会议也没有真正确定欧洲强国究竟是谁：脆弱的俄、普、奥三国“神圣同盟”并不能支配英国，法兰西也没有因拿破仑战败而彻底丧失实力。

1833年，兰克发表《诸大国》（又译《论列强》），力图凭靠欧洲人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才刚刚开启的世界历史视野来考察晚近一个半世纪（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期）的欧洲大国冲突，并把这一历史时段称为“世界时刻”（den Weltmoment）。换言之，在兰克眼里，“世界”构成的基本要素是大国冲突。这篇长文不仅是史学史公认的世界史经典文献，也是“欧洲中心主义”史学的圭臬。通过展示欧洲大国之间相互冲突的最新“趋势”，兰克致力于澄清“普遍流布的”关于“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若干误识。^[4]从而，所谓“欧洲中心主义”史学，首先指欧洲诸大国争夺世界支配权的史学。

接下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世界史的经典之作，恐怕不得不提到麦金德（Halford J.Mackinder,1861—1947）的《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1919年）。^[5]麦金德虽然以政治地理学闻名，但他的地理学思想明显具有世界史视野，并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前提。

即便按照历史社会学路向的世界史观点，诸种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也算得上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内在动力机制。^[6]文明冲突从古至今都主要体现为政治体之间的冲突，而欧洲自1500年以来直到1950年的冲突，则是同一文明内部的国家间的冲突。因此，“欧洲中心主义”史学以国家为本位，不仅有道理，也符合史实。

晚近的“全球史”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其前提显然是：欧洲文明内部争夺世界支配权的血腥厮杀已经决出胜负，自由主义政治人所憧憬的全球化“世界公民”社会时代即将来临。即便没有来临，也值得号召全世界自由民主知识人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本位，包括代议制的民主政体，促使“世界公民”的全球社会早日来临。于是，史学界的自由民主知识人高举反“欧洲中心主义”大旗，各显才华重述世界史，开创了“全球史”的新叙事。

施米特的《大地的法》所开创的“全球史”研究仍然以国家为本位，同时又超逾了“欧洲中心主义”，其学理依据反倒是：大国间的厮杀并没有终结，不过是越出欧洲范围扩展到全球而已。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的现代“纪元”（Era）是欧洲崛起的历史时刻，因此被称为“欧洲纪元”（the European Era）。这一“纪元”的终结虽然意味着“欧洲中心”的终结，却并不意味着以国家为本位的冲突已然终结。毋宁说，现代式的“欧洲纪元”所开启的欧洲内部的大国冲突格局已经扩展为全球范围的冲突。

历史社会学家有理由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战争如何促成国家以及国家如何导致战争”仍然是政治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在18世纪，整个世界共有68场战争，死亡人数400万，在19世纪，共有205场战争，死亡人数800万，20世纪则有275场战争，死亡人数1.15亿。^[7]当面对问题意识明显不同的两种“全球史”概念时，选择与以人类社会生活为本位的“全球史”接轨便意味着，我们相信“世界公民”社会的全球化时代真的会来临。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如果18世纪以来迄今不衰的“世界公民”社会理念也许是一种乌托邦，如果国家间的厮杀依然频繁而且惨烈，那么，我们的史学研究和教学致力于给年青一代灌输自由民主的“世界公民”意识，其结果便是让我们的后代忘记自己脚下的土地仍然置身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全球化冲突的世界历史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