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年谱考辨

陶渊明之有年谱，始于宋代。现知宋人所撰的渊明年谱有多种：王质《栗里谱》、吴人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张縯《吴谱辩证》、李涛（巽岩）《靖节新传》、杨恪《陶渊明年谱》、黄公绍《陶渊明年谱》。王质、吴仁杰的两种年谱完整，张縯《吴谱辩证》保存在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中，似非全帙，仅考辨渊明生卒年、名字、《赠长沙公》诗等几项；又有《杂记》一卷，抄录晋贤有关陶渊明的评论。李、杨、黄三人的年谱在中土久已散佚，近年有学人在韩国发现高丽大学所藏南宋蔡正孙所撰《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里面保存了以上三人年谱的佚文及注。^[1]

有宋至清，有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杨希闵《晋陶征士年谱》等。其中，陶澍《年谱考异》仿效张縯《吴谱辩证》，先列王质《栗里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于前，后参考宋元以来诸家所说，辩证陶氏世系、渊明生卒年、故里、仕宦行踪、交游、诗文系年，并涉及渊明的人格、政治态度、思想渊源等重大问题。考证精密，发明甚多，是近代之前陶渊明年谱的集大成之作，在陶渊明研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影响至今。

近现代陶渊明年谱亦复不少。具有创见者有：梁启超《陶渊明年谱》，一反渊明享年六十三的旧说，倡五十六岁说。继之古直《陶靖节年谱》，倡五十二岁说。圣旦《陶渊明考》及邓安生《重订陶渊明年谱》，^[2]倡五十九岁说。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力主张縯七十六岁说。此外，尚有傅东华《陶渊明年谱》、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亦各有可取处。大陆之外，有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方祖燊《陶潜年谱》、钱玉峰《陶诗系年》、刘本栋《陶靖节事迹及其作品编年》等。自宋迄今，陶渊明年谱蔚为大观，无虑二三十种。年谱之外，还有考订渊明生平事迹和诗文系年的论文，不胜枚举。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年谱编撰历史上，历代学者持续不断地编撰陶渊明年谱，成为非常突出的现象，说明陶渊明的接受范围越来越大，伟大的诗人魅力永恒。

知人论世，是了解和正确评论作家作品的唯一途径。陶渊明年谱，是陶渊明研究的基础。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资料匮乏，且多有异说，这就决定了编撰陶渊明年谱之不易。现存的有关陶渊明的历史文献资料人皆有之，无人私藏秘籍奇货。但凭借相同的文献，可以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譬如有人称渊明得年五十二，有人则说七十六。各种渊明年谱差异之大，异说之多，为其他的年谱所未见。盖年谱不同，解释渊明生平及诗文必然大异。同一首作品，或以为早年作，或以为晚年作，见仁见智，大相径庭之程度，让人瞠目结舌。年谱作者犹盲人摸象，读者亦如入迷魂阵，不辨东南西北。历史的真相应该是唯一的，然真相究竟何在？人人皆谓已探骊得珠，实际上人人都无法得到真相。

既然难得真相，再编撰渊明年谱有意义吗？有的。尽管犹若瞎子摸象，仅得一端，但经过甄别，所有有意义的一端可以拼出接近真相的全部。笔者所以再撰《陶渊明年谱考辨》，就是以为全部少不了许多的一端。再者，自陶澍以来出现的许多年谱，以及大量相关的论文，也应该进行梳理甄别。故笔者不揣浅陋，仿效陶澍之例，再探渊明真相。

编撰渊明年谱，说到底是一件自圆其说的精细工作。据人人皆见的陶集、史传、前人相关的评论，思索事情的缘起因果；同时，熟悉渊明所处的文化背景，正确解读渊明的诗文。这都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唯有探幽索隐的功夫，细微的辨析，缜密的思考，才有可能避免漏洞，圆融通达，打捞出点点滴滴的历史真相。然达到这样的境界，何其难哉！

以下交代笔者引用的主要文献资料：颜延之《陶征士诔》省作颜《诔》，沈约《宋书·隐逸传》省作《宋传》，萧统《陶渊明传》省作萧《传》，李延寿《南史·隐逸传》省作《南传》，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省作《晋传》，佚名《莲社高贤传》省作《莲传》，汤汉注《陶渊明先生诗》省作汤注，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省作李注，陶澍注《靖节先生集》省作陶注，王瑶编注《陶渊明集》省作王瑶注，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省作逯注，杨勇《陶渊明集校笺》省作杨注，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省作王《证稿》，方祖燊《陶潜诗笺注校证论评》省作方《论评》。^[3]

王质《栗里谱》省作王《谱》，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省作吴《谱》，丁晏《晋陶靖节年谱》省作丁《谱》，顾易《柳村陶谱》省作顾《谱》，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省作陶《考》，梁启超《陶渊明年谱》省作梁《谱》，古直《陶靖节年谱》省作古《谱》，傅东华《陶渊明年谱》省作傅《谱》，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省作朱《问题》，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省作逯《系年》。杨勇《陶渊明年谱汇订》省作杨《汇订》，^[4]方祖燊《陶潜年谱》省作方《谱》，^[5]钱玉峰《陶诗系年》省作钱《系年》，^[6]邓安生《重订陶渊明年谱》省作邓《谱》^[7]，刘本栋《陶靖节事迹及其作品编年》省作刘《编年》，^[8]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省作袁《汇考》。^[9]

本《考辨》引用的渊明诗文，采用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同时据其他陶集版本择善而从。引用他人专门著作和有关论文，或直接，或以脚注注明来源。陶渊明字元亮，入宋后更名潜，字渊明。

陶渊明之名字，各史传记载有异，自刘宋以来就已淆乱，古今异说有十余种：

1.《宋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

2.萧《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

3.《南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4.《晋传》：“陶潜字元亮。”

5.《莲传》：“陶潜字渊明。”

6.吴《谱》：“叶左丞云：‘陶渊明《晋书》《南史》皆有传，梁萧统亦有传。尝以统《传》及颜延之所作诔，参之二史，大抵《南史》全取统《传》，而更其名字。统《传》云：‘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南史》云：‘潜字渊明，或云字渊明，名元亮。’至《晋书》，直言潜字元亮。统去渊明最近，宜得其实。既两见，则渊明盖尝自更其名字，所谓‘或云潜字渊明’者，其前所行也；‘渊明字元亮’者，后所更也。统承其后，故书渊明为正，而谓潜为或说，意渊明自别于晋宋之间而微见其意欤？颜延之作诔，以‘寻阳陶渊明’称之，此欲以其名见也。延之与渊明同时，且相善，不应有误。可以知其为后名，与统合。不然，或谨其名，自当称元亮，何以追言其旧字乎？仁傑按：石林谓先生更名，自别于晋宋之间，得其微意矣。至谓潜与渊明为前所行，渊明与元亮为后所更，以集与本传考之，则有可疑。按先生之名渊明，见于集中者有三，见于本传者一。集载《孟府君传》及《祭程氏妹文》，皆自名渊明。又按萧统所作传及《晋宋》《南史》载先生对道济之言，则自称曰潜。《孟传》不著岁月，《祭文》晋义熙三年所作，据此即先生在晋名渊明可见也。此年对道济，实宋元嘉，则先生至是盖更名潜矣。山谷《怀陶令》诗云：‘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盖言‘渊明’不如‘潜’之为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此则承《南史》之误耳。延之作先生诔云‘有晋征士陶渊明’，既以先生为晋臣，则用其旧名宜矣。延之与先生厚善，著其为晋聘士，又书其在晋之名，岂亦因是欲见先生之意耶？萧统不悟其旨，乃以渊明为本名，而以潜为或说，传中载对道济之语，则又云潜，自相抵牾。其实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在宋则更名潜，而仍其旧字。谓其以名为字者，初无明据，殆非也。本当曰‘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如此得其实。其曰‘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讳，故云。”^[10]

7.张縯《吴谱辩证》：“梁昭明太子《传》称‘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颜延之《诔》亦云‘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以统及延之所书，则渊明固先生之名，非字也。先生作《孟嘉传》，称‘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嘉于先生为外大父，先生又及其先亲，义必以名自见，岂得自称字哉？统与延之所书，可信不疑。晋史谓潜字元亮，《南史》谓潜字渊明，皆非也。先生于义熙中祭程氏妹，亦称渊明，至元嘉中对檀道济之言，则云‘潜也何敢望贤’。《年谱》云在晋名渊明，在宋名潜，元亮之字则未尝易。此言得之矣。”^[11]

8.熊人霖《陶渊明集序》：“陶公在义熙中名渊明，字元亮；元嘉中则改名潜，而以渊明为字。”^[12]

9.梁《谱》：“吾侪向来识想所习，皆以渊明为先生字。惟据集中《祭程氏妹文》云：‘渊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酹之。’祭文不应自称字也。又《孟府君传》云：‘渊明从父太常夔。’又云：‘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孟府君即孟嘉，实先生之外王父。先生此文，诵述其从父及其母，张《辨》谓‘义必以名自见，岂得称字’，谅矣。由此言之，渊明必先生之名无疑。故颜《诔》直书为‘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也。然则潜之名从何来？李《笺》引《年谱》云：‘在晋名渊明，在宋名潜；元亮之字则未尝易。’（此非吴、王两谱文）然古者‘君子已孤不更名’，谓先生晚年改名，殆不近理。考先生五子俨、俟、份、佚、佟，而《责子》诗举其小名曰舒、宣、雍、端、通。是先生诸子，皆有两名也。先生盖亦尔尔，渊明其名，而潜其小名欤？”

10.罗翽云：“梁《谱》不主先生晚年更名之说，极是。第以渊明为名，而潜其小名，余尚不谓然。窃疑潜乃其名，而渊明其小名也。何言之？孟嘉者，先生之外祖父。程氏妹者，先生之胞妹也。外孙对外祖称小名，胞兄对胞妹称小名，亲亲之谊有然。对道济则所谓官场应酬者也，安得不称官名。颜《诔》亦称渊明者，延之与先生厚善，所谓引而亲之也。明乎此，则不疑于名字之纷纭矣。”^[13]

11.古《谱》：“《易·乾·初九》：‘潜龙，勿用。’《九四》：‘或跃在渊。’四为初之应，四之渊即初所潜处。故小名渊而大名潜。《广雅》‘潜’训‘隐’，《说文解字》‘隐’训‘蔽’，隐、蔽皆有暗义。暗者，明之对也。亮，《说文解字》作‘倞’，云：‘明也。’是亮与潜为对文，亮与明为同训。王引之曰：‘古人名字有五体：一曰同训，二曰对文。寻对文之例，如哆字子敛，没字子明。后世韩愈字退之，朱熹字元晦，皆是也。潜字元亮，例盖同此。罗先生之说，于是为不可易也。’”

12.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按颜《诔》称‘有晋征士陶渊明’，据义熙末征著作佐郎，故书晋，书故名。义熙末去永初仅二三年，时犹用渊明，则入宋更名，当可信也。”

13.邓《谱》：“……考唐释元康《肇论疏》，刘程之以晋元兴中解柴桑令，隐居庐山，即更名曰遗民。萧《传》谓陶渊明与刘遗民、周续之并不应征命，号‘寻阳三隐’。渊明以‘道不偶物’，于义熙元年自解彭泽令，则其更名，宜当与刘遗民更名同意，其更名曰‘潜’，正见逃禄归耕、隐居避世之志。然则渊明更名曰‘潜’，或当在义熙归田之后。必谓入宋更名，则其据未坚，且有‘耻事二姓’之嫌。”

14.袁《汇考》：“……此三处‘渊明’皆自称其名无疑。字元亮，见沈约《陶潜传》、萧统《陶渊明传》，向无异说。唯‘潜’者聚讼纷纭。‘潜字渊明’，始见于沈《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未知何据。但验之上引三处渊明自称其名之资料，字渊明之说实不可信。……然则‘潜’者或自称字也。但晋宋间双名而单字、一名而两字，不合习惯，未敢遽曰名‘渊明’字‘潜’。惟梁《谱》曰‘小名潜’，实不足信，渊明断无对檀道济自称小名之理。”“入宋更名之大前提为渊明忠于晋室，此大前提原未必成立。即使忠于晋室，不熟书宋年号以示不承认宋朝犹可说也，更‘渊明’为‘潜’，有何说耶？若说潜而不仕，则早在晋朝已退隐不仕，入宋后未见其更逃入深山不知所终，则何必更名‘潜’？更名曰‘潜’，未能表示其忠于晋室如不书宋年号者，更名并无意义。且‘渊明’二字中之‘渊’字本与‘潜’意相关，舍‘渊明’而取‘潜’，亦属多事。梁《谱》引《礼记》‘君子已孤不更名’（《曲礼下》），以为晚年更名，殆不合理。梁说有力，渊明固不必据守古礼，然亦不必不守古礼而轻易更名也。”^[14]

【考辨】

先生之名“渊明”，见于《孟府君传》《祭程氏妹文》。此二文皆作于晋时，既自称“渊明”，颜《诔》称“有晋征士陶渊明”，则先生在晋名“渊明”当不容怀疑。沈约撰《宋书》，距渊明之卒仅六十年，萧统作《陶渊明传》晚于沈约，但距渊明之卒亦不过百年左右。^[15]《宋传》、萧《传》的记载，较后世之异说更可信。《宋传》曰：“陶潜字渊明。”当指先生入晋后更名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乃指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萧《传》曰：“陶渊明字元亮。”指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指先生入晋更名潜，字渊明。萧《传》是颠倒《宋传》的叙述次序，即沈约先叙先生入宋后名字，萧统先叙先生在晋时名字，二者皆得事实之真。当然，萧统按年代先后之次序叙述，比沈约更合理。

沈约是当时著名学者，于谱学深有研究，而陶氏为浔阳大族，肯定熟悉陶氏谱系。当然，渊明在世时官职不高，又早隐退，名声不大，但绝不是无名之辈，沈约不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搞错。“或曰”云云，正反映渊明在晋与入宋两个时期名字不同的情况。

《宋传》、萧《传》所记渊明之名既两见（即“或曰”），则先生必定曾经更名。更名之说，最初见于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诗：“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以为先生晚年更名，字渊明，号元亮。吴《谱》评山谷之说云：“盖言‘渊明’不如‘潜’之为晦，此尤深得先生更名之意。至云‘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此则《南史》之误。”

梁《谱》据《礼记·曲礼下》“君子已孤不更名”之义，以为渊明晚年更名不近理。袁《汇考》赞同梁《谱》，称“梁说有力”，并以渊明未必忠于晋室为由，否定渊明晚年更名说。^[16]“君子已孤不更名”者，是说君子之名由乃父所命，父死，孝子不忍更名也。但这一古义早有人违背。例如司马相如其亲名之曰“犬子”，后读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17]刘向本名更生，后更名“向”。^[18]江充本名齐，因遭祸父兄死，遂亡西入关，更名“充”。^[19]可见在世事变易或个人遭遇重大变故时，即使“君子已孤”，也并不是不可更名。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云：“惟‘君子已孤不更名’系儒家所古闻礼，古礼至魏晋已不遵行，阮籍所云‘礼岂为我辈设’正是一证。渊明虽不作达，然其泽于道家者深，泽于儒家者浅，且去古益远，而谓其必守古礼，理不然也。”^[20]朱说符合事实。试读《宋传》记渊明喜酒及待客之状：颜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21]渊明之行为，与《礼记》规定之古礼，相去甚远。晋宋易代，对于渊明来说当然是重大事件，故所作诗文书甲子，不书刘宋年号，以此隐含自己的政治态度。渊明更名“潜”，微妙地表达不事新朝的政治倾向，这也不难理解。梁启超不信渊明“耻事二姓”说，袁《汇考》追随梁氏，故称渊明忠于晋室的大前提未必成立，“舍‘渊明’而取‘潜’，亦属多事”，云云。其说显然未理解古《谱》关于“渊明”“潜”“元亮”等字的训诂。“渊”字固有“潜”义，然“渊明”并不与“潜”字同训。舍“渊明”而取“潜”，盖在“渊明无由逃”；而更名“潜”，则“潜鱼愿深渺”。可见，更名固有深意在，岂是“亦属多事”？

考“陶潜”之名，出于萧《传》记渊明对檀道济所言：“潜也何敢望贤。”《宋传》云：“陶潜字渊明。”萧《传》云：“或云：潜字渊明。”凡此可证，渊明本人还是史传，“潜”皆是先生本名，非是字。但袁《汇考》既怀疑《宋传》、萧《传》，也怀疑渊明对檀道济之言，“未必是自称其名”，并举《世说新语·雅量》褚裒自称“褚季野”及《晋书·隐逸·戴逵传》戴自称“戴安道”之例，称“‘潜’者或自称字也”。^[22]意谓渊明自称“潜”，非自称其名，而是自称其字。此说亦离奇。一是《宋传》、萧《传》《南传》《晋传》《莲传》皆谓“潜”为名，从无称“潜”为字者。二是自称字固有简傲意味，但渊明所对檀道济为江州刺史，理应自称其名。三是江淹作《杂体诗》三十首，其中之一是《陶征君潜田园》。据这组诗之体例，皆称前代诗人之名，如“魏文帝曹丕”“嵇中散康”“许征君询”“谢临川灵运”等，无有称字或小名者。故“潜”必是其名，而非字。据江淹卒于梁天监四年（505）判断，《杂体诗》三十首可能作于齐代。若此判断不错，则知齐代称先生晚年之名。四是《梁书》卷二二《安成康王秀传》记天监六年（507）萧秀为江州刺史，“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秀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世？’即日辟为西曹”（《南史》卷五二同）。据此亦可证，“潜”乃先生之名，非为字。萧统则称“陶渊明”。“潜”与“渊明”两称，皆先生之名，并行梁世。此即《宋传》、萧《传》所称“或云”。五是《旧唐书》卷四七《经籍志》著录《陶渊明集》五卷，《隋书》卷三五《经籍志》著录《宋征士陶潜集》九卷（注：梁五卷，录一卷）。依两书《经籍志》体例，别集名皆以作家正名命名之，未见以字为文集名者。以上五证可知，“陶渊明”“陶潜”皆是先生之名，“潜”非先生之字明矣。梁《谱》“小名”之说，实不足信。

罗翽云极为赞同梁《谱》之晚年无更名说，然不同意梁《谱》“潜”乃小名，却又疑“渊明”乃小名，称《陶集》中“渊明”之三见，且颜《诔》称“渊明”，前者为“亲亲之谊”，后者是“引而亲之”。罗氏之说，同样离奇不足信。《孟府君传》《祭程氏妹文》、颜《诔》皆是严肃的文章，或叙述人物生平行事，或表彰人物德行，行文典雅，风格谨严，非为平日亲友间之言谈，渊明岂可自称小名？试看东晋人之小名，多粗俗不雅驯：如殷顗小名“阿巢”（见《世说新语·轻诋》二七），王恬小名“阿螭”“螭虎”（见《世说新语·简傲》一二），王荟小名“小奴”（见《世说新语·雅量》）三八），王脩小字“苟子”（见《世说新语·文学》三八）之类。“渊明”之名显然不类东晋人小名。罗氏所谓“渊明”乃小名之说，臆说而已。古《谱》无端誉曰：“罗先生之说，于是为不可易也。”真是匪夷所思。

邓《谱》承认渊明更名，但以为更名非入宋后，而在义熙元年（405）：“于义熙元年自解彭泽令，则其更名，宜当与刘遗民更名同意，更名曰‘潜’，正见逃禄归耕，隐居避世之志。”但假若义熙元年归田之初更名，则作于义熙三年（407）的《祭程氏妹文》何以仍自称“渊明”，而不自名“潜”？据此可证归田之初仍名“渊明”，义熙元年更名之说难以成立。渊明入宋后更名“潜”，正寄寓“耻事二姓”之深意。

综观古今探索陶渊明名字之诸多异说，以吴《谱》最为可取，然亦有不确之处。总括以上所考，结论如下。

一、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字渊明。先生更名之意，以叶梦得“以渊明自别于晋宋之间而微见其意”之猜测得其真。

二、《宋传》、萧《传》所记先生名字，实不矛盾。《宋传》先叙先生宋时名字，后叙先生晋时名字。萧《传》则先叙宋时，后叙晋时。

三、“潜”乃先生入宋后之名，非先生之字。“潜”亦非先生小名。

四、“渊明”为先生在晋时之名。入宋更名“潜”，字“渊明”，“渊明”非先生小名。

五、“深明”“泉明”者，唐人避高祖讳，故云，不足多辨。

江州浔阳郡柴桑人（在今江西九江市西南）。

关于陶渊明里居，唐之前无有疑问，皆称浔阳柴桑。自宋之后，歧说渐多，地理志中异说尤多。今先择其代表性之资料，列在下面。

1.颜《诔》：“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元嘉四年月日，卒于浔阳县之某里。”（《文选》卷五八）

2.《宋传》：“浔阳柴桑人也。”萧《传》《南传》同。

3.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序：“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

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六：“渊明故里。《图经》云：‘渊明始家宜丰，后徙浔阳。’宜丰，今新昌也。”同书卷一一一：“陶潜，柴桑人。”“栗里源在山南，当涧有陶公醉石。”“柴桑山，近栗里原，陶潜此中人。”“陶公旧宅，在州西南五十里柴桑山。《晋史》：‘陶潜家于柴桑。’唐白居易有《访陶公旧宅》诗。”

5.朱熹《语录》：“庐山有渊明古迹处，曰上京，《陶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号渊明醉石。”^[23]又朱熹《跋颜鲁公栗里诗》说：“栗里在今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岁时劝相间一至焉。”^[24]

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七“陶渊明读书堂”条：“按古《图经》载：渊明家宜丰县东二十里，后起为州祭酒，徙家柴桑，暮年复归故里，因以名乡也。”^[25]

7.李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云：“靖节旧宅居于柴桑县之柴桑里。”又李注《还旧居》诗云：“《南康志》：近城五里，亦有渊明故居。”

8.《江西通志》卷四二“古迹”：“陶公旧宅。《名胜志》：在府西南九十里柴桑山。《晋史》：‘陶潜家于柴桑。’即今楚城乡也。”

9.王袆《自建昌州还经行庐山下记》：“……又数里过醉石观，陶靖节故居。其地栗里也，地属星子县。而星子在晋为彭泽县。观已废，惟有大石亘涧中，石上隐然有人卧形，相传靖节醉，即卧此石上也。”

10.李梦阳《空洞集》卷四七《游庐山记》：“自康王坡又西北行，则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阳山者，陶公宅与墓处也。”

11.《大明一统志》卷五二“南康府星子县”条：“玉京山，在府西七里，晋陶潜诗‘畴昔家上京’，即此。”

12.陶《考》“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条：“……又《江州志》云：‘先生始居上京山，星子西七里。戊午（当作“戊申”）六月火，迁柴桑山，九江西南九十里。古栗里，今之楚城乡也，旧碑题晋陶靖节先生故里。’澍考集中有《移居》诗及《还旧居》诗，其首句曰：‘畴昔家上京。’则《江州志》所说为信，当是始居上京，因火而徙柴桑之南村，后又还旧居上京也。”

13.胡思敬《盐乘》卷一四《陶潜列传》：“渊明始家宜丰，筑室南山延禧观侧。”又云：“沈约《宋书》称渊明为浔阳柴桑人，系据其没葬之地而言。”^[26]

【考辨】

宋明之后，关于渊明故里，地志中始有与史传不同的记载。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曰柴桑。二曰庐山南麓，即今星子。三曰宜丰，称渊明“始家宜丰”。今以《陶集》为内证，并结合史传及地理志，考辨渊明故里所在。

一、柴桑说。此说最早，《宋传》萧《传》《南传》皆同。按，欲确定渊明故里所在，须先考辨柴桑城之方位。《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载：“永兴元年，分庐江之浔阳，武昌之柴桑之二县置浔阳郡，属江州。”^[27]“安帝义熙八年，省浔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又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柴桑故城西南二十里。”宋陈舜俞《庐山记》：“江州在山北二十里，本在大江之北，浔水之阳，因名浔阳。今蕲州之兰城即其故址。咸和九年，刺史温峤始自江北移于湓城之南。”综上可知，柴桑县在晋时属江州浔阳郡，柴桑古城在唐时江州州治西南二十里。然仍须解释之。《晋书·地理志》所谓“安帝义熙八年，省浔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意思说，义熙八年（412）之前或之后，柴桑城始终是浔阳郡治。“仍为郡”之“郡”，指郡治。据逯钦立《陶潜里居史料评述》一文考证，柴桑临江，迫近湓口。^[28]逯氏之说证据确凿，可信从也。例如举《晋书》卷七六《温峤传》：“浔阳滨江，都督应镇其地。”又举《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庾亮“临终表江州宜治浔阳，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阳二郡，治湓城，接近东江，诸郡往来便易”。今再举二证：一是《晋书》卷五八《周访传》记周访讨华轶，轶所统武昌太守冯逸来攻周访，访击破之。“逸遁保柴桑，访乘胜进讨。轶遣其党王约、傅札等万余人助逸，大战于湓口。”“时湓口骚动，访步上柴桑，偷渡，与贼战，斩首数百。”以上所引文字中的“柴桑”，显然指柴桑城，不是泛指柴桑地区。可知柴桑城即在湓口附近，临江。《晋书》卷一五《地理志》：柴桑属武昌郡，柴桑下注：“有湓口关。”可知湓口是柴桑最重要之地。《南齐书》记庾亮临终上表江州宜治浔阳，治湓城。说明江州治浔阳，浔阳治湓口，湓口关又是柴桑的重要关隘。二是《文选》卷一一郭璞《江赋》：“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说明柴桑城临江，或有河湾或湖泊通长江，余波沦于城下。《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五“柴桑城”说：“晋永兴初，为浔阳郡治。元兴二年，桓玄篡位，迁帝于浔阳，即柴桑也。”以为安帝时的浔阳郡治就是柴桑城，是正确的。然《资治通鉴》卷六五胡三省注说：“柴桑县属豫章郡，晋置浔阳郡于江南，即此柴桑县地也。今江州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同书卷一四四胡三省又注：“柴桑汉县属豫章郡，晋属武昌郡，晋惠帝立浔阳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湓城县，旧曰柴桑。’杜佑曰：‘今浔阳县南楚城驿，旧柴桑县也。’”胡三省这两处注比较含混且不统一。尤其是前者，既说浔阳郡在江南，即柴桑县地，又说德化县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似乎柴桑城就在柴桑山。后者尚称一致，所谓“晋惠帝立浔阳郡，治柴桑”，是指浔阳郡治在柴桑，此柴桑非泛指柴桑县辖地，而是指柴桑城。则浔阳郡治所在，必不在西南九十里之柴桑山。胡氏所引《五代志》“江州湓城县，旧曰柴桑”，说明柴桑古城，就是五代时的江州湓城县。湓城临江，则柴桑故城必不在西南九十里。合此二处来看，胡三省注释柴桑方位，虽然前后不太一致，但大体倾向在临江的湓口附近。后来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说“柴桑城在府治南九十里，汉置柴桑县，属豫章郡。隋改曰湓城”。^{：《嘉靖江西通志》卷一四，明嘉靖刻本。}

江州位于长江中游，东晋立浔阳郡，柴桑为浔阳郡治，盖柴桑临江，形势险要，又有湓口关，可以扼守上下水道。在古今交通史及军事史上，交通发达或形势险要之地，往往是权力中心或是军事要塞。若柴桑城位于江州府治西南九十里的山沟中，远离长江水道，交通不便，也无军事上的攻守价值，不可能立为浔阳郡治。此常识所能理解者也。

又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序说：“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白居易此行目的是游庐山，顺便访陶公旧宅，所走路线与渊明当年游庐山的路线非常吻合。“经柴桑”之柴桑，也不是指柴桑的辖地范围，而是指柴桑城。唐代江州州府在浔阳郡治，而郡治紧靠湓城。《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说：“浔阳，近湓城，武德四年更名。又别析置湓城县。五年，析湓城置楚城县。八年，省湓城。贞观八年省楚城，南有甘棠湖。”可知浔阳郡治南有甘棠湖，离湓城很近，而湓城临江，具体位置就在现在的九江市区，甘棠湖今日犹存。白居易此次游庐山，从浔阳郡治出发，先经柴桑古城，再往南是栗里，故云“经柴桑，过栗里”。栗里有渊明子孙，故曰“思其人，访其宅”。由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序可推知，渊明故里在浔郡治之南或西南。《访陶公旧宅诗》说：“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说明唐时柴桑城至栗里一带是陶氏的聚居地。白居易的诗及序，是考见渊明故里方位的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邓安生《陶渊明里居辩证》考辨“楚城”“栗里”“南康”“始家宜丰”诸说之伪，以为渊明故居在九江柴桑，^[31]考证翔实，亦足资参考。笔者昔年校笺《陶渊明集》，作《陶氏宗谱中之问题》一文，^[32]推测渊明故里在柴桑古城西南二十里，相当于今九江市西南赛湖、八里湖一带。

从渊明交游的情况看，也能证明渊明故居在浔阳城附近。《宋传》说：“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南传》同。据此不难推知渊明故里必在浔阳郡治附近，故颜延之得以“日日造潜”。若渊明故里在宜丰，或在庐山南麓，或在居州府西南九十里，则颜延之绝无可能“日日造潜”。《宋传》又说：“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南史》同。据此可确定渊明故里的大致方位：州府在庐山之北，渊明故里在州府之南，经栗里，至庐山。当时，栗里必距江州郡治柴桑城不远，如此王弘令庞通之于栗里要之，而弘本人能俄顷即至。

“栗里”位置在庐山北麓，至南宋陆游，犹以为栗里离长江南岸不远。他在《入蜀记》卷二中说：“晚抵江州，州治德化县，即唐之浔阳县，柴桑、栗里，皆其地也。南唐为奉化军节度，今为定江军。岸土赤而壁立，东坡先生所谓舟人指点，岸如赪者也。泊湓浦，水亦甚清。”由此可知，南宋的江州州治德化县，即唐之浔阳郡治，靠近湓浦，江水近在咫尺。栗里也离德化县治不远。陆游又说：“今江州治所，在晋特柴桑县之湓口关耳。”以为东晋江州郡治，是柴桑县湓口。陆游的描述，符合史实，与白居易诗一致。

二、庐山南麓说。此说依据主要有三：一谓“上京”，二谓“栗里”，三谓“醉石”；并说“上京”“栗里”及“醉石”，皆在庐山之南，由此证明渊明故里在彼。以下依次考辨“上京”“栗里”“醉石”。

“上京”一词在陶集中出现二次：《还旧居》诗：“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答庞参军》诗：“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后者指京都无疑。前者有两种解读：一说上京也指京都，渊明曾居住京都；一说是地名，渊明有故居在上京。关于《还旧居》诗及渊明是否在京都建康居住问题，详后文考辨。此处先述作为具体地名“上京”的由来。从现有资料看，“上京”之地名，大概始于宋代。朱熹说“在上京坡遇雨”，则上京或是山名。是否朱熹之前庐山南麓就有“上京”之地名，尚无确切的证据。其后，李公焕注“上京”说：“《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渊明故居。”

今星子陶渊明研究者刘希波、袁晓宏作《星子访陶：从唐代到朱熹》一文，举出朱熹之前名人吟咏庐山南麓风物的诗篇，以此作为渊明故居在庐山南麓的证据。比如唐代崔沔至庐山之南撰《落星赋》说：“彼在天也何谴，奄沦落于边城？其在地也何幸，复推迁于上京。”刘、袁之文据此推论说，落星墩在星子上京山麓的鄱阳湖中，“此赋证明唐时称这里为上京，与渊明‘畴昔家上京’所称谓一致”。按，《落星赋》的证据比较有力，证明唐时这里确有上京之地名。《星子访陶》一文又据綦母潜《太平观》诗：“夕到玉京寝，窅冥云汉低。……明当访真隐，挥手入无倪。”以为诗中的“玉京”，是指玉京山。又举李白《庐山谣》“手把芙蓉朝玉京”句，称李白读书于五老峰之下，朝南面对玉京山。^[33]其实，綦母潜、李白诗中的“玉京”，是道家所称的天帝所居处，泛指仙都。太平观为道观，诗云“夕到玉京寝”，也许綦母潜夜宿道观。至于李白诗云“手把芙蓉朝玉京”，那是表示他对神仙的向往。以上二诗中的“玉京”，不可误认是地名或山名。然玉京山之名，数见于《星子县志》：“玉京山在县西七里，根连庐山（山疏），山当大湖滨，一峰苍秀，彭蠡东西数百里，云山烟水浩萦，皆列几席前，奇绝不可名状。晋陶潜家于其下，诗云‘畴昔家上京’。李白诗云‘手把芙蓉朝玉京’，皆指此。”^[34]原《星子县志》所载之玉京山，不知其最初出处。而《江西通志》卷一一七记玉京山，亦名上京，注明出于《名胜志》。但我们不知《名胜志》的年代。如上所说，綦母潜、李白诗中的玉京是泛指神仙居所，其实不能用来作唐代就有玉京之地的依据。唐崔沔《落星赋》有地名“上京”，因无法举证否定它，故宁信其有。但后来称玉京为山名，即上京，其地有渊明故居，这就难于使人信服了。至于曹龙树《题陶潜先生上京栗里故居辨》，自述其访玉京山麓，土人指山窝一蔡姓村云，此传为陶公旧宅。^[35]恐怕更不可信。曹龙树去渊明一千多年，当地村人竟然还能指认陶公旧宅，这如何可能？

庐山南麓有栗里、醉石之说，大概也起于宋代。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一说：“栗里原在山南，当涧有陶公醉石。”称栗里在庐山南麓，乐史是始作俑者。继之者朱熹，多次说到栗里在庐山之南。如《答吕伯恭》说：“陶公栗里，只在归宗之西三四里。”《答李滨老》说：“陶公有醉石在郡西北数十里，所谓栗里者也。”《跋颜鲁公栗里诗》说：“栗里在今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传是陶公醉眠处。予尝往游而悲之，为作归去来馆于其侧。”《奉安五贤祠文》说：“既又咨访，得陶公栗里故居于郡境。”^[36]朱熹说栗里、醉石之庐山之南，或得之于“咨访”，或得之于“相传”。与朱熹不同的是周必大《庐山后录》记他游庐山南麓，“……行官道约三里，入小路，访栗里、求醉石，土人直云：此去有陶公，无栗里也”。^[37]周必大与朱熹同时，也游庐山南麓，访栗里，土人却说“无栗里”。而朱熹说栗里是由“咨访”而得，由此可知，南宋时庐山南麓不存在栗里的地名，当地人也多不知，栗里已经是年代久远的一个古地名。朱熹说栗里在郡西北五十里的山谷中，不过得知于当地人不可靠的传闻。朱熹去沈约已有六百年，沈约《宋书》中关于栗里的记载，自然比朱熹得之于传闻的信息要可靠得多。

醉石的方位有不同说法。朱熹说在南康军治西北五十里山谷中，又说在江中：“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于其石上，名渊明醉石。”^[38]《江西通志》卷一二说在府城西南二十里的行龟峰，上有渊明醉石。又说“栗里源在府城西三十五里，醉石侧有渊明五柳馆”。^[39]考渊明醉石的传说，最迟不晚于唐。晚唐王贞白、陈光，都有咏渊明醉石诗。王贞白《书陶潜醉石》诗写醉石“积迭莓苔色，交加薜荔根”，^[40]陈光《陶渊明醉石》诗说：“片石露寒色，先生遗素风。醉眠芳草合，吟起白云空。”^[41]读这二首诗，无从判断醉石在何处。至宋代，题咏渊明醉石的诗渐多，有的明确定位醉石在庐山南麓。例如孔仲武《咏山南二贤》诗：“羲之之墨池，渊明之醉石。”^[42]然而，同是宋人的曾达臣《独醒杂志》，以为陶公醉石在庐山西南：江州德化县楚城乡陶靖节祠前横小溪，“溪中盘屹一石，人谓之渊明醉石”。^[43]据《独醒杂志》描述的地理位置，渊明醉石在今德安县境内，庐山西南，离九江市区很远。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三○“江州”条说：“栗里原，旧隐基址犹存，有陶公醉石。然山南亦有之，二事重出，故两存之。”由上述可知，宋时有两处陶公醉石，一在南康府西山涧中，一在九江西南九十里的德化县楚城乡。要确定何处是真的渊明醉石，也是难事一桩。因为醉石实质不过是附丽渊明生活情趣的佳话，它可以在栗里，也可以在故居的附近，甚至后世仰慕陶公者也可制造一个。譬如《句容县志》（弘治刻本）卷四说：“陶公醉石在中茅峰顶。”庐山脚下的陶公，居然跑到了茅山峰顶。因此，不能依据醉石所在确定渊明故居的位置。

渊明故里历来有柴桑说、庐山南麓说、宜丰说之外，前几年又出现江西德安县的灵龟石说。这种说法的起源是2004年8月，九江市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灵龟石的村民在白鹤山放牛时，发现一块墓碑，上刻“故公陶潜公之墓”数字，字迹严重漫漶，几不可识。所谓“灵龟石”是卧在小溪边的一块大石头，黑色。卧石地属德安县，位于庐山西南，距九江市区将近百里。“灵龟石”所在地的南北山垅中，全是陶氏后裔，附近山坡上有大量明清陶氏墓葬，层层叠叠，不计其数。九江学院的吴国富、王贤淼两君多次实地考察，考证“牛眠地”与陶侃的关系，得出结论说：“如果牛眠地就是陶侃在柴桑的祖居地，那么它成为陶渊明柴桑故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44]

笔者于2009年至“灵龟石”、牛眠地考察，以为那块“故公陶潜公之墓”的墓碑，因字迹漫漶太甚，且未作年代的科学探测，尚不能作为陶公墓就在此地的证据。大量的明清墓葬，有力地证明此地是陶氏后裔的最主要聚居地。至于灵龟石附近的牛眠地，是否就是《晋书·周光传》中的牛眠地，仍须辨析。

陶侃葬父于牛眠地一事见于《晋书》卷五八《周访传》附周光：“初，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谓曰：‘前岗见一牛眠出污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著称宁益。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45]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一一说：陶氏“后世望出丹阳，晋太尉侃之祖父同始居焉，同生丹，吴扬武将军、柴桑侯，遂居其地，生侃”。陶侃父陶丹既然为柴桑侯，则最有可能居于柴桑城，或城附近。陶侃放牛，当不会离柴桑城太远。以此推测，牛眠地也应该在柴桑城附近。上文考辨柴桑城临江，则所谓牛眠地不会在远离柴桑城西南九十里的楚城乡，或灵龟石。《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陶侃“以母忧去职，尝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为双鹤，冲天而去，时人异之”。二客吊陶侃母，化为双鹤的传说，在后来的地理著作中多有记载，如《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一说：“鹤门洞在县西四十二里，今按瑞昌界。按《郡国志》云：‘陶侃微时丧母，忽有二客来吊，化为双白鹤飞去，后因以名焉。’”王谟《江西考古录》卷四“鹤问湖”条，考证鹤问湖的来历及六朝文学中的存在：“《通志》：九江府城西十五里有鹤问湖，世传陶侃择地葬母至此，遇异人云：‘前有牛眠处可葬。’已而化鹤飞去。按《晋书》牛眠、化鹤自是二事，《通志》附合为一，非也。鹤问当作鹤门，刘义庆《幽明录》曰：‘陶公于浔阳西南一塞取鱼，自谓其池曰鹤门。’是亦陶侃故事，后人因以名湖矣。亦作鹤塞。梁元帝《输还江州节表》曰：‘拥麾鹤塞，执兹龙节。’简文帝《元览赋》曰：‘泝蛟川于蠡泽，沿鹤塞于浔阳。’诸本有作鹄塞者，非。”^[46]同书卷六“陶侃母”条考辨陶侃母墓葬所在，以为《江西通志》载侃母墓共五处，当以九江德化县白鹤乡鹤问湖为真。王谟说：“今详《晋书·陶侃本传》：疾笃上表云：‘臣父母旧葬今在浔阳，缘处存亡，无心分违。已敕国臣修迁之事，刻以来秋奉迎窀穸，葬事讫，乃吿老下蕃……’盖陶公本欲迁葬长沙，以疾笃不果。则陶母墓终在浔阳，当以九江德化为真，都昌古彭泽地亦属浔阳，犹为近似。《晋书》虽言陶公始家鄱阳，母湛氏新淦人，不必有墓也。至葬临川，尤为无因。”王谟以陶侃上表所云“臣父母旧葬在浔阳”，以及欲迁葬而不果为证，以为侃父母皆葬在浔阳，父葬牛眠地，母葬鹤问湖，其结论颇能服人。渊明曾祖陶侃居住之处，是渊明故里在柴桑的有力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