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归去来兮辞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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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梵净国学研究.第2辑》

出版日期：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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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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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归去来兮辞并序》之“自免去职”与“宵逝”

陶渊明担任彭泽令，不过八十多天，就辞官而去，个中原因似乎颇为复杂，后人争议甚多，意见不能统一。萧统《陶渊明传》说陶渊明辞官是因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并序》说自己辞官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又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这都有些费解。事实上，《归去来兮辞并序》所说的“自免去职”和“宵逝”，两者透露了辞官的很多信息，值得研究。

一 “自免去职”与“畏罪潜逃”的区别

晋安帝义熙元年八月，陶渊明出任彭泽令，十一月“自免去职”，辞官而归，在任八十多天。陶渊明辞去彭泽令一事，在历史上影响甚大；关于他的辞官原因，也有很多人关注和研究。近二三十年来，有些学者另辟蹊径，对他的辞官原因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如陶渊明辞官因畏罪而潜逃一说^[1]，则显得很“别致”：陶渊明为官之前很穷，而归田之后则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督邮到彭泽公干，就是为了查办大肆贪污的陶渊明；致使陶渊明“畏罪潜逃”，赶紧归田去了。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大体属于一种臆测。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并序》说自己是“自免去职”，这与“畏罪潜逃”有很大差异。在特别注重君臣伦理关系的中国古代，对于两者的评价亦有天壤之别。

“畏罪潜逃”在古代一般称为“逃刑”，在道义上为人所不齿。如《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晋悼公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大怒，必杀魏绛而后已。魏绛说：“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说完准备自杀，旋即得到宽宥^[2]。魏绛由此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体现的这种精神亦是当时褒贬人物的原则，如《春秋胡氏传》云：“春秋之义，私逃者必书奔，有罪者必加贬。”^[3]从春秋到两汉时期，“有罪不逃刑”逐渐演变为儒家伦理的固有之义，成为衡量臣节高下的重要标准。如《后汉书·李膺传》记载李膺在遭遇党锢之祸时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侍御史景毅，因儿子曾为李膺门徒，亦自表免归，以示不敢逃刑^[4]。又《后汉书·巴肃传》记载巴肃说：“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5]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说：“汉末名士，互相品题，遂成风气。于时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颇足以挽势利夤缘之习。故魏之何夔、杜恕，皆注重乡评。陈群遂立九品中正之法，晋因之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深足劝励。……清议之严如此，而又皆持之于中正，用以区别流品，亦六朝之一特色。虽法久弊生，中正不尽秉公，或上下其手，然乡间之清议自峻也。”^[6]在荐举制度和人物品评互为表里的情况下，“有罪不逃刑”不仅事关前途、刑罚问题，更关乎一生名节问题，凡有名望者一旦在这方面留下污点，就再也抬不起头来。在清议流行的魏晋时期，假如陶渊明真的敢于“畏罪潜逃”，那他一生的名节也就毁了，不再为人所看重，被当作隐士来尊崇的情况也将不复存在。何况他从彭泽回到浔阳，这里靠近州治、郡治、县治，为人烟耳目密集之地，一旦“逃刑”，也很容易被人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