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经济作为一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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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出版日期：2020-06

字数： 1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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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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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二元经济作为一般发展阶段

一引言

西谚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是，在西方的经济增长学者看来，罗马就是一天建成的，他们甚至认为罗马从来就存在。以索洛（Robert Solow）为代表性人物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长期以来只承认一种经济增长类型，并且从不区分发展阶段。这个唯一的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就是所谓新古典增长，或称索洛式增长。定义这种经济增长类型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为代表人物，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形成的。^[1]

这种增长理论通常集中关注三个增长源泉：与储蓄率相关的资本积累、受人口增长制约的劳动力供给，以及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和其他效率改善带来的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这种理论的先验假设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所以，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必然发生。这一假设有两个引申出来的含义：第一，落后经济体可以实现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第二，一国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只能来自于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外生源泉，即所谓“索洛残差”或全要素生产率。

作为对后凯恩斯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替代，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脱胎于该理论模型的一系列经济增长理论，如拉姆塞-凯斯-库普曼模型、内生增长理论、条件趋同假说和检验等，或多或少地具有对当代发达经济体的增长源泉和增长机制的解释力。然而，这些理论既不适用于解释典型贫困陷阱类型的传统经济，也不适用于解释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当代发展中国家，因而在解答经济史意义上的国家兴衰之谜，或者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努力提供政策建议时，常常感到力有不逮和捉襟见肘。

人类有着长期处于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历史记忆，当代贫穷国家仍然处于不发达的非新古典阶段，要求经济学家在研究视角上不再持熟视无睹的态度，进而在理论分析上放弃削足适履的偏见。

在经济学说史上值得一提的是，直到进入21世纪时，才有重要的经济学家承认，在索洛式增长之前的确存在着马尔萨斯式增长阶段，并且尝试将两个阶段或类型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2]作者之一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在马尔萨斯到索洛之间应该存在一个过渡的增长阶段。

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根据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一个过渡性的库兹涅茨阶段（K阶段）以强调其产业结构变化的特点。^[3]青木昌彦不情愿用刘易斯模型解释这个发展阶段，并且宣称刘易斯模型机械地综合了两个不同的模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古典模型和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新古典模型。但是笔者猜想，他坚持以库兹涅茨而拒绝以刘易斯来命名这个发展阶段，是因为后者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假设距离新古典圭臬甚远，所以，接受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发展作为一个主流发展类型或阶段，从方法论和具体的分析角度来看必然更难驾驭，以致无法保持理论的一致性。

为了全貌地描述人类经历以及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史，本书在此前部分将时间上继起和空间上并存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类型或阶段，分别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M类型增长）、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L类型增长）、刘易斯转折点（T类型增长）和索洛新古典增长（S类型增长）。这样一种划分，旨在把解释后起国家的赶超过程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演进过程，置于一个相互联系甚至互为因果的逻辑之中，不仅赋予二元经济理论更大的解释力，也增强经济增长理论的包容性。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关键是传统部门存在着过剩劳动力，从而一国可以通过两部门之间的转换，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条件实现经济发展。^[4]刘易斯若隐若明地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但是，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早期工业化国家撇除在二元经济模型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