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本体论视角下的灾后重建与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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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生态经济评论.第八辑》

出版日期：2019-01

字数： 1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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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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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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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本体论视角下的灾后重建与文化保护

内容提要：灾后重建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文化保护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在以人为本的观念导引下，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受灾民众通常可以很快恢复物质生活基础，但也常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新生活的种种适应困难，文化传统也难复活力。从本体论的栖居视角来看，这是由于“人—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只是这种混融性整体的一个面相，不能被单独地重现。这意味着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环境，都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设计被还原为原来的样貌。灾后搬迁到异地的人必须通过一个持续的测绘过程才能重建这一混融状态，而该文以“5·12”地震后异地重建的羌族木梯村为个案，试图阐述政府、移民、学者等各方面应如何持续不断地共同参与这个测绘过程，以使灾民的生活重回常轨。

关键词：灾后重建；本体论；栖居视角；生境；测绘

一理论溯源与文献综述：本体论视角下的以“人”为本

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发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该条例的总则第二条原文如下：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分步实施、自力更生、国家支持、社会帮扶的方针。^[1]

其中，“以人为本”被作为了指导灾后重建的首要方针原则，官方对其观念上的重视可见一斑。但方针的制定不能保证其自然地实现，只有实践才能检验和确认这一原则的现实意义。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文化保护又是灾后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以人为本的灾后重建与文化保护就成为人类学视野中一个既具有现实的实践紧迫感，又具有观念更新潜质的课题。

总的来说，灾后重建这一情境相比于以往人类学话题所聚焦的变迁、发展、全球化、现代化等话语和案例来说，既有相似性，又有其特殊性。

从相似性来说，灾后重建，尤其是异地的灾后重建，与拆迁、水库移民、劳动力转移等这些被反复考量过的问题情境一样，都涉及身在其中的人经历的生存环境的彻底变化，涉及民众、政府、国家之间的交涉与互动，涉及一种对新的生活的递进式的而非原地踏步的状态标准的认定，等等。

但是，仔细考量之后我们又会发现，如果将现有的从上述议题中得出的结论放置到当代中国情境下的灾后重建情境中，是存在着困难与龃龉的。例如斯科特式的“支配—抵抗”框架，使他特别强调国家或知识精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于所在地的、从实践中产生的“米提斯”（即地方的、默认的知识）的蔑视和压制。从这一点出发，他就自然走向了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和对国家主导的“发展”项目的否定^[2]。再如，埃斯科瓦尔从“混杂文化”的概念出发描述了一种后发展的图景，其敏锐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现代”之间的二分冲突结构——他批判了后者必将取代前者的这种替代性思维，强调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与活力^[3]。其对支配性发展话语的批判极为锐利，并且将解决问题之道从纯粹学术拉向了大众实践，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或草根组织自发的抵抗或争夺话语权的活动。

的确，在大多数此类案例或事件中，发生在前台的常常是各种冲突与抗争^[4]，但对于当代中国情境下的灾后重建来说，它却在两个方面存在特殊性：一方面，灾后重建，尤其是异地重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多方面的资源协助，我们显然不能排除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灾后重建的整个过程始于不可预料的天灾，而非产生于有预先计划与目的的政策和安排，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地方政府所扮演的更多是一种援助角色。而这种特殊性使得很多在其他相似议题中难以被发现或无意中被遮蔽的实质性内容凸显出来，即，那些被我们以政治、文化、经济等概念去概括的人类活动领域究竟对应着什么？这种对冲突与抗争之外的内容的关注，才能有助于我们重新去审视这些课题并改善我们的实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