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的两个现代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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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人文.第四卷》

出版日期：2020-12

字数： 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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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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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 “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的两个现代学人

“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有的精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1]

这是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中说的话，既是他对丁文江“立身”“行道”的高度评价，也是他们之间戏剧性交往的基础。傅斯年交友，看重道德品行和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他和丁文江性格有很大差别，但在相识后频繁交往、情谊笃厚者在于，作为受中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都有“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的热情和能力。

一 “科学与玄学”论战，丁文江暴得大名，傅斯年“大佩服”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生于一八八七年，比傅斯年大九岁，其经历比傅斯年复杂得多。十五岁留学日本，两年后到英国留学，一九一一年获得地质学和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回国参加“游学毕业考试”，获“格致科进士”称号。这一称号还没给他带来实际内容，大清王朝就被推翻了，“进士”也就成为过期的“荣誉”。他于一九一三年到北京组建地质研究所，创办《地质汇报》，撰写中国地质方面的论著，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界颇有影响的人物。

傅斯年和丁文江同年进京。虽因创办《新潮》杂志，宣传新思想，张扬新文化，提倡新文学而成为新文化阵营中闻名遐迩的人物，但他们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行进，路不同，不相谋，彼此没有进入对方的视野，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

傅斯年最初知道“丁文江”这个名字是“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时候。

一九二三年张君劢发表《人生观》，宣传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观，“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能为”。他分析说，欧洲科技进步创造了物质财富，却导致物欲横流，人成为物的附属品，失去了精神方向，甚至导致空前的世界大战。那么，怎样解决人生观问题？如何抑制物欲横流的现象发生？张君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孟到宋元明的理学家都注重人格修养，青年应当回到孔孟那里，回到宋元明理学那里。^[2]

张君劢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但新文化运动刚过，如此明显地贬低在人们心中树立起重要地位的“赛先生”——科学，劝人们回到孔孟那里，显然不合时宜。他对西方科技进步、物质发展造成社会危机、精神文明倒退的分析，更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和热烈反响，梁启超、胡适等学界的许多名流参与讨论。最早发现张文偏颇、撰文反驳、挑起并推动论战的是丁文江。

丁文江在国外学的是自然科学，回国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对自然科学推动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有极深刻的认识。他和张君劢“感情甚深”，但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却让他无法容忍张如此贬低科学，提倡玄学。于是作《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等文章，对张君劢的主张进行全面批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