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巴洛克东方学”的知识制造与生产
欧洲的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初期,通常被称为“科学革命”或“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就意识到在这个知识进程中,与亚洲的文化相遇扮演了一定角色。虽然维吉尔·毕诺和保罗·阿扎尔在资料批评和文本分析领域早已对这场文化相遇的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与这些文本有关的社会史研究却长期付之阙如。尼古拉斯·迪尤所著《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东方学》[1]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让读者得以一窥这一时期法国“东方学”的状况,了解关于“东方”的知识(不论多么不精确)是如何制造、生产,如何流通的。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可能就应该将制造、流通的条件也包括在内”(p.5),“注意他们工作于其中的机制,注意他们的工作如何被资助、如何被他们的旅行环境所塑造,以及他们与所遇之人的互动”(p.10)。这就意味着,资助、交流网络、文化相遇与书籍出版史成为此书的重点。
迪尤选择了巴泰雷米·戴贝洛(Barthélemy d’Herbelot,1625—1695)、梅基塞德克·泰夫诺(Melchisédech Thévenot,1622—1692)和弗朗索瓦·贝尼埃(François Bernier,1625—1688)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东方全书》《奇异游记汇编》《地理》《印度游记》《中国哲人孔夫子》五部著作作为其研究对象。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知识、资助、交流网络中占据了代表性的关键位置,如今也被视为东方学重要的奠基人或奠基作品。依据通信和“颂词”这类特殊的传记资料,围绕着他们的事业生涯和出版活动,迪尤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绘制了起步阶段的法国东方学的知识地图。该书刻画出联系着欧洲的学者与游历在外的人员的资料收集网络,文人共和国内的合作、知识流通网络,突破了现代人强加于当事人的学科领域界限,还描绘出知识人与图书馆、学者团体、科学院等公共知识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展现出知识的制造与权力的关系,加深了我们对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知识与文化活动的理解。
一 知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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