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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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关中农村研究.第1辑》

出版日期：2016-03

字数： 1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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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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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转变的发生

一　引言

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城市融入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学界普遍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之后就进城打工，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熟悉，他们在生活期望上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生活，而农村回不去，也不想回农村去，社会归属上新生代农民工处在城市和乡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城市）打工地永久地生活下去（《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情况研究》课题组，2011），政策界认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问题是目前政策调整的紧迫需要（韩长赋，2012）。这里的问题是，尚有40％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打算在（城市）打工地永久生活，他们是否处于城市留不下，农村回不去的漂泊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难道仅是单向的城市化流动？

在对湖南省H县Y镇返乡农民工的调查中，笔者遇到了一些已经返乡或不再打算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他们个人生活史的深度访谈，笔者发现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会发生流动意愿的转变，有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心安理得地返乡了。他们这种“离城返乡”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与上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普遍认识相矛盾。事实上，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工的流动呈现出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持续流动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状态（朱宇、林李月，2011），向流出地回流一直是中国流动人口的常态，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研究始于王春光，2002年他以一个具有代表性样本的调查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期望上和第一代农民工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是彷徨于返回农村生活和定居城市社会之间（王春光，2002）。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学界因失业农工回流现象进行了短暂关注，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回流并未成为重点。此后，受制于城市化的研究导向，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一直以城市适应、融入为主要论题（王春光，2010；刘传江，2010；李伟东，2009；陈建胜，2007）。

有一些研究集中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城乡二元框架和代际比较的视野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进行群体刻画，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处于进退两难的流动状态。比如，何绍辉对新生代农民工“扎根”与“归根”的双重困惑的心理状态进行的分析（何绍辉，2008）；二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及其群体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较有代表性的有：黄庆玲从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特征、在务工地工作、打工城市特征及来源地等方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经济条件和“属地就近”原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有重要影响（黄庆玲，2013）；张笑秋以个别流出地省份数据为基础，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呈现出多种流动意愿（保持流动、回乡创业、回乡务农与定居城市）并存但以定居城市为主的局面，不同流动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口学因素、家庭因素、务工经历、社区因素与心理因素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张笑秋，2011）；景晓芬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生命历程相关的出生组效应、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性别因素与文化方面的适应等不同程度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景晓芬、马凤鸣，2012）。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的逆城市化流动现象一直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一般来说，群体的流动意愿可以从个体的生活期望和自我的社会归属两个维度来进行操作化测量。当将这两个维度操作化时，往往会以城市和农村两分的是否问题来具体操作，这当然有利于我们对群体的社会特征进行定量的描述分析，也有利于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然而，这样做也往往会过滤掉生活期望和社会归属的动态性和流变性。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可以得出他们在流动意愿上更倾向于城市，但是，从群体内部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无疑是分化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正如上述第二种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如果再考虑到时空因素，其流动意愿有可能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发生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固定时空背景的实证研究中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的年龄差异，只不过这一差异在以“主观意愿决定行为选择”的前提假设下，没有在统计概率的静态描述中凸显出来。张笑秋在研究中就发现，具有进城定居愿望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最低，而且未婚比率最高（张笑秋，2011）；邱幼云等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乡土情结时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不返乡，但是打工时间长的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倾向于返乡（邱幼云、程玥，2011）；景晓芬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进行研究时发现，倾向返乡的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1.7岁，倾向留城的平均年龄为27.8岁，也即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返乡（景晓芬、马凤鸣，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