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硬性电影”与“软性电影”论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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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20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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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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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电影本体:关于批评的批评

一 关于论争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电影界和文化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的论争。这场论争发生于1932—1935年,论争的双方是以夏衍、王尘无、鲁思、唐纳、舒湮等为主将的左翼“影评小组”(即“硬性电影”论者)和文坛“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穆时英和黄嘉谟、江兼霞等为主将的“软性电影”论者。论争由“软性电影”论者发起,最初基本上是围绕电影艺术探讨电影的功能和价值问题;左翼影评成立左翼“影评人小组”,展开反击,并逐渐将批评引入到包括艺术的本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艺术性与倾向性等一系列艺术理论问题,其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电影界到目前为止都是极为罕见的。从广度而言,论争涉及了艺术形式与内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独立性等极为广阔的领域,无论对当时的上海电影界还是整个中国的文化走向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深度而言,这场论争属于比较纯粹的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电影批评实践,即使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理论上仍具有一定深度,对今日的电影创作也具有启示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硬性电影”和“软性电影”的论争,最终以左翼电影界的“胜利”和“软性电影”论者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在电影史的书写上,也由于某些原因对“软性电影”论者极少论及,仅仅是以左翼电影运动的反对者面目出现“偶然一瞥”。[1]近年来,一些电影研究者特别是海外学者开始重新关注这场已经“定了性”的历史论争。[2]这些声音至少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这段电影史到底是怎样?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书写这段历史?当然,笔者并不能回答这样宏大的问题,只是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引发出一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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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君.电影、技术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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