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关于群学创立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
一百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说社会学对中国来说只是“舶来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传入中国,中国本土没有社会学。现在我们说战国末期荀子创立的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人们可能感到很诧异。其实,早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初,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刘师培等前辈就明确认为荀子群学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社会学[1],可惜此说未能得到广泛承认。不仅是中国人,就连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在20世纪30年代指出“中国早在战国末期已由荀子创立了社会学这个学科”[2],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民国时期,不认可中国有自己本土社会学的观点,在学术界已被视为定论,在当时全盘西化思潮下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学一家独尊,中国不仅被认为没有社会学,就是所谓“社会思想”也被贬为农耕文明的遗存,是必须抛弃的落后的“包袱”。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学刚刚恢复之时,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所谓中国没有社会学的观点乘虚而入,影响很大,他说:“中国的社会学是从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3)译成《群学肄言》于1903年问世开始的。日本的社会学是1878年由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在日本讲学的讲稿、特别是1881年由外山正一在东京大学授课的讲义起源的。由此看来,中国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才引进社会学。”[3]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社会学竟比中国早很多。如果单就“引进社会学”之一事而言,此言倒也凿凿,可是其作为前提宣扬的是中国本无社会学。然而这一论调被当作权威之论很快占据了大学讲堂,甚至被搬上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这样本应只接受定论的著作。这样一来,“中国本无社会学”“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的观点,竟被视为不易之论。积习成自然,人们不仅承认中国古代只有“社会思想”没有社会学,甚至心悦诚服地承认“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社会学的‘史前史’”。既然如此,“史前史”当然就不能入“学科”之流,不能登临社会学正规学科之列,那它不受重视,学校认为可教可不教,学生认为可学可不学,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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