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剑仪卫：北魏洛阳时代墓葬门卫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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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形象史学．2022年．春之卷：总第二十一辑》

出版日期：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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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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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剑仪卫：北魏洛阳时代墓葬门卫图像研究

北魏平城、洛阳时代的墓葬、葬具中，门卫形象多有发现。^[1]平城时代门卫图像大体呈现出“传统门吏”“胡人武士、侍者”“护法神式门卫”三元分立局面，其中“护法神式门卫”图像是平城时代墓葬中带有佛教护法神形象因素的门卫图像。此类门卫图像根植于佛教护法神思想与传统门神理念，具有护卫墓室与庇佑墓主的功能。北魏迁洛以降，墓葬图像集中于葬具，门卫图像在洛阳时代则整体转向世俗化与规制化。平城时代墓葬中的“护法神式门卫”图像在这一时期的葬具中急剧衰减，“世俗门卫”形象取而代之，成为主流图样。前贤时彦对此颇为注意，已经展开了初步探讨。^[2]但在此前研究中，洛阳时代葬具中出现的世俗门卫形象，一般被认为是传统守卫、辟邪门吏的延续，缺乏深入考察。^[3]

从平城时代的多元杂糅到洛阳时代的趋于一统，平城时代身着铠具、凶悍的武士图像逐渐褪去铠具与凶悍面相，改用礼仪性质浓厚的着裲裆、拄刀门卫，笔者将这一趋势称作门卫图像的“文质化”，这种文质化恰与北魏后期文化转型相契合。此外，洛阳地区部分葬具门卫图像如出一辙，如曹连石棺、元谧石棺、上窑村升仙石棺等，这些图像是否出自同一粉本或工匠作坊？故此，笔者将立足前辈学人研究成果，首先，从平城时代到洛阳时代门卫图像组合模式变迁入手，探讨平城时代“护法神式门卫”的衰落与文质化门卫图像的勃兴。其次，笔者将从洛阳时代门卫服饰的几个核心要素（小冠、裲裆、袴褶）入手，研讨洛阳时代门卫图像的来源与流变。再次，笔者将以墓葬门卫图像为中心，推敲北魏洛阳时代宫廷作坊中产生的门卫图样。与此同时，笔者将探讨墓葬门卫图像与“拄刀（杖、杵）文吏/武士俑”之间的联系。最后，笔者将在北魏迁洛后丧葬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研讨洛阳时代拄刀门卫图像所具有的丧葬礼仪内涵。

一门卫图像的文质化趋势

北魏迁都洛阳后佛教发展至极盛，洛阳城内“昭提栉比，宝塔骈罗”^[4]。熙平元年（516）灵太后胡氏所建永宁寺拥有南北朝时期最宏阔的佛塔，洛阳工匠在该寺南门“图以云气，画彩仙灵……拱门有四力士，四师子……”^[5]。此等寺院图像装饰，在洛阳城内大小寺院中风靡一时，佛教图像已经成为王公贵族以至广土众民知识图景中的寻常之物。在佛教昌盛时代，平城时期创造的“护法神式门卫”图像却在洛阳墓葬中销声匿迹，护法神门卫为何会呈现“断崖式”的消退？就此问题，林圣智曾提出“佛教因素消减说”，指出北魏迁洛后北魏丧葬制度改革，墓葬门卫图像中的佛教因素逐渐减少。^[6]但是，这不足以解释门卫图像整体趋于统一的现象。与此同时，迁洛前后门卫图像具体变迁历程也有待细致研究。为了便于讨论，笔者收集了洛阳时代墓葬门卫图像资料，制作了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门卫图像中的拄刀门卫逐渐成为主流模式。但是，笔者注意到拄刀门卫的流行并非一蹴而就，其间存在不同门卫图像的交错反复。以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原洛阳古墓博物馆）馆藏的石床B为例（图1），博物馆并未给出该石床确切年代范围，笔者认为应在北魏迁洛之初。^[7]该石床采用浅浮雕技艺，长195厘米，高45厘米，石床横栏部分使用多层水波纹构成的中心向两边扩散式壶门，这种样式的壶门多见于平城时期的石床。^[8]横栏中使用近似棱形和椭圆形层叠的二方连续网格，网格内有成对瑞兽。这种瑞兽表现形式多见于迁洛之前的石床。^[9]三个床足的表现手法也颇为独特，中床足为“铺首+三只神兽”，左床足为“畏兽+铺首+武士”，右床足布局与之类似。畏兽、铺首、武士三种形象均有镇墓、辟邪内涵，就笔者统计，北朝石床在一个床足上一般仅使用一种形象，最多使用两种图像，而石床B却三种形式并用，显示出图像题材上的杂糅。在三种形象中，畏兽图像虽渊源甚早，在两汉已经萌芽，^[10]北魏平城墓葬中也偶有出现，但大量运用于葬具且形成固定模式是在迁洛以后。^[11]因此，石床B带有诸多平城时代石床因素，图像布局也较为杂糅，体现了北魏迁洛之初石床图像体系的组合再造。石床B的门卫图像也具有这种杂糅特点，石床B左足为一拱手人物，束发，宽袖，脚下踩有一只卧兽；右足为一披帛人物，左手持刀（或为杵），脚下也踩一卧兽。左足人物与两汉以来拱手门吏极为相似，但脚下却踩一卧兽，杂糅了佛教护法神因素。右足人物应为佛教护法神，但技艺较为朴拙，头部过大，身材比例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