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与尚诚：比较视域下朱熹与王阳明的童蒙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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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阳明学研究新论．第五辑》

出版日期：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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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与尚诚：比较视域下朱熹与王阳明的童蒙教育观

“小学”乃人成长学习中的重要阶段。朱熹和王阳明都十分重视对童蒙的教育：前者认为小学阶段预备“圣贤坯璞”^[1]，强调“知规行矩”，为进入大学奠基；后者认为对童蒙需“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2]，注重“诵诗”与“习礼”在培养儿童理情一致中的作用。二者的童蒙教育观的形塑都基于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朱熹认为“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言外之意是当时的小学之学并没有遵照古人立学宗旨，都已经“蹉过”，但“不能转去做”，只能是“今当地头立定脚做去，补填前日欠阙，栽种后来合做底”^[3]，这个起点就是培养人的“敬”。正德十三年，四十七岁的王阳明在南赣平乱之后，痛感当地民俗不善，于是立小学以教化，试图通过“诵诗、习礼、读书”来恢复人伦教化，教育的主导方向是提倡注重发展“童心”，强调诚实对待儿童的“真心”，故以“诚”为重。二者童蒙教育观的出发点俨然有别，但都试图重归古人的立学要义，从这点看，二者又是殊途同归的。而二者的结合，恰恰能给童蒙教育提供了一种符合儿童身心的“双轨”式教育图式，这对当下的儿童教育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

一不同圣人观下的“主敬”与“尚诚”

童蒙教育乃是人一生教育的起点，人后来的诸多习性和思维模式都与童蒙教育息息相关，常语所说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就意味着童蒙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形塑起到关键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朱熹指出：“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4]在朱熹看来，十六岁乃是人生教育的分水岭，十六岁之前的教育都属于童蒙教育，其主要学习内容涉及“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这里的“礼乐射御书数”当然指的是相关的外在技能，而“孝弟忠信之事”则指向儒家的伦常教化，朱熹将这两者统称为“教之以事”。十六岁之后便开始进入大学，主要学习内容是“致知、格物以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朱熹将此称为“教之以理”。可见，十六岁乃是划分学“事”与学“理”的界限。这样看来，童蒙教育在朱熹的眼中就是围绕许多“事”展开。这些“事”不仅具有外在的客观性，而且需要一件件学，才能够逐渐掌握，这个特征也决定了这个学习的过程并不能够随意，必须遵循一定的规矩，如时间的有序不紊、先易后难的原则、逐渐累积的过程等，是否遵循这些学习的规矩就成为学成与否的重要标志。不仅如此，朱熹甚至认为这也是培养圣人的关键，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4]在朱熹看来，小学乃是培养圣人的胚胎，是苗圃式阶段，为大学作蓄力准备。大学阶段则是意在引导圣人长成。如此一来，小学和大学在朱熹的观感中，都是统合为圣人之学的一部分，既有分工又紧密相关。因此，朱熹的圣人观就成为他童蒙教育观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