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1]

倡导、开展中日经济思想比较研究，在海内外尚处于探索阶段。迄今世界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基本上还是以西方为主，很少涉及东亚的内容。这不仅与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经济的“腾飞”现状不相称，也影响经济学基础和现代化理论等的完备，还可能割裂现今与传统时代的种种关联，形成“无源之水”等缺失。无论21世纪是不是亚洲的世纪，至少“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近几十年来已屡受质疑，即使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促生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遭遇“儒家伦理”或“商人精神”等等的挑战，尽管挑战者多是依据韦伯的命题来探讨“东亚经济奇迹的文化渊源”以反驳韦伯的“结论”。当“文化热”渐趋寂寥，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突发的阴影，回归经济自身的研究再度成为科研主流。然而，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给出充分的诠释，结合经济与文化直至从两者的“一体性”学理出发的探索逐步提上日程。当我们从文化、哲学或宗教伦理的解读深入到经济思想、学说或经济伦理的辨析，更容易凸显“问题意识”，也更便于认识和理解若干相关问题，这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独有特性分不开。近十余年来，笔者进行过一些初步的爬梳、摸索和实践，有些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发表^[2]。

本文即是这些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前此的研究主要探究开展研究的意义价值、理论依据与基本方法，并从中日两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入手，重点考察江户时代与宋代相关经济思想之异同；本文则进而以“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对17世纪末18世纪初中日两国“近世”社会重要转型时期的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以颇具代表意义的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的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观为中心，开展中日商品经济思想的比较。

一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理分析

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多具有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然而，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3]，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地深思、学习、探求，寻觅中日两国方方面面的同异缘由，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很薄弱。毋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即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及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故而，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的意义。

诚然，经济思想比较研究的学术价值不仅关涉现代化理论的全面、完备，而且影响经济学基础理论或经济学说史、思想史的丰富与完善。研究近代化本身是重要的，但研究近代化赖以植基的条件与基础或许更为重要。从传统时代向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是科研工作不容忽视的重点。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史上均属“近世”（pre-modern）晚期，都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江户时代（1603—1867年，也称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由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日本文化发展的定型期和高峰期。石田梅岩（1685—1744年）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达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后经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年）等人的发扬光大，对日本社会产生了较深的影响。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4]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有关，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研究者视为类似于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及其发展历程产生影响。与此大抵同时代的清初中国，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同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学”成为重要的社会思潮。最具代表性的主要如稍早些的南方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顾炎武（1615—1682年）和王夫之（1619—1692年），以及北方的“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是颜元（1635—1704年）、李塨（1659—1735年）、王源（1648—1710年）。清初实学的共性即力倡求实黜虚，主张经世济民，“崇实”“致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高度评价清初实学，认为顾、黄、王、颜诸学皆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赞扬其“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早有中国“文艺复兴”宋代说。李约瑟（J.Needham）说过，“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日本及西方汉学家称宋代为一次“复兴”和一次“商业革命”，或称中国的“文化高峰”，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宋代近世说”。中国学者如陈寅恪也提出，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确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划时代变迁，而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均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笔者基于二十多年来的学习探索并先后向明清史研究者讨教交流，认为中国历史上11世纪与17世纪无疑都是重要的转型时期，但就思想尤其是经济思想而言，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与拓扬。当然，17世纪的中国已有较大的时代变化，特别是西学的传入对中国学术体系的影响非此前可比，但总的说来若干重大的变迁肇端于宋代，研究明清当上溯至唐宋方能较为全面客观。例如，一般认为“实学”是明中叶以降三百余年的重要社会思潮，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研究。笔者曾论证中国较有系统的“实学”并非起自明清而是起自宋代，至明清而光大；宋代浙东学派讲求实利功效、力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明清事功实学之先河，而经济思想应是“实学”的重要内容。^[5]

清初实学发展了宋明以来的经济思想，在商品经济和职业伦理方面也提出若干建议主张，并对此后的思想家特别是维新士人产生影响，值得认真研究。此外，石门心学与清初实学都不主张坐而论道，都很重视普及民间教育，以求践履“学以致用”，在两国的学术史、教育史上都具有鲜明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三宅石庵等开设的怀德堂和石田梅岩的弟子手岛堵庵开设的明伦舍等，开展专门性的町人及其思想家的培养。私塾在日本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明治维新后成立的高等学校许多就是私塾的发展，如大名鼎鼎的庆应义塾等。在接受“兰学”等并经历幕藩体制下的“日本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气质伴随社会经济的变迁而整合凝聚。文化的町人化、庶民化特征明显，而且兰学、国学、古学、朱子学、阳明学并存，经济思想也呈现一定的学理谱系，迄今的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一般都是从江户时代开始。

近代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历史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的若干层面，但基础是经济，即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辐射至若干学科领域，题目或称谓也多种多样，如“某某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还是可以推敲的。笔者以为，还是以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认识近代化的基础较为贴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起源及其在经济发展史上的意义，成为专业经典，也启发后人的科研思维。本文以商品经济思想作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的关键来进行比较研究，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笔者长期的学术思考——商品经济思想不仅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转型进程的枢机。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活动的增强，打破了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必要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