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学术史与“话语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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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叶坦集》

出版日期：2022-09

字数： 1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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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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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学术史与“话语体系”创新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缩小，学术上强调与西方“接轨”的同时，也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不断受到各种挑战。有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以及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等问题越发受到重视。实际上，这样的学术趋向并非骤然而至，都有其累积经过和发展历程。上述挑战不但可以追寻到更早，而且不限于经济学界域，也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学界。大家可能记得，早在20世纪前期，德国人斯宾格勒（O.Spengler）先后付梓的两卷本名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就产生着强烈而持久的震撼。20世纪后期，美国人柯文（Paul A.Cohen）试图“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也译成“中国中心取向”）^[1]。无独有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在方法论上倡导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同样振聋发聩影响深远。^[2]我国学者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学术视点变迁或理论方法鼎新，而是要追求更深层面的拓进，反思、刷新乃至改写或重写学术史，聚成国人的宏大学术抱负。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倡导“重写学术史”，成为伴随出土资料新出、文献释读新解以及科研手段提升之后要求创新学术史的典型标志。近期，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中译本面世，也是基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与整理。他要重写的不仅是学术史本身，甚至连构成学术史基本要素的“文献”都要被“重写”。^[3]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刊出了重写文学史、哲学史、翻译史等方面的著述，还召开“重写学术史”的专题研讨会或刊物开辟专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重写”的学术潮流中，我国学者不仅注重“重写”与“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将“重写学术史”同中国“学科范式”创新紧密相连，如《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等书问世。^[4]这些固然同“后现代”思潮不无关系，但联系“话语体系”或“学科范式”创新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那么，经济学领域如何呢？

二经济学术史探索与“话语体系”创新

如上所述，我国学界有关学术史的“重写”（rewrite）潮流既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趋向的延续与深化，也是新的研究资料发现和科研手段革新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学术研究体系化进步的重要体现。“重写”无疑是“创新”，而不是修修补补。“重写学术史”同“话语体系”“学科范式”创新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有积累、有实力、有自信的学术倡导与科研实践的表征，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奠定了基础。在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本国的实践和发展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开放的新概念、新范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诸学科学者的共同使命。

“重写学术史”是学术和文化繁荣的体现，其基础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强盛。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肇端于经济，而经济的活力会促发学术的繁荣。在我国其他学科强调“重写学术史”的时候，经济学家、经济史家更是任重道远。前些年，笔者认识到我国经济学的跨世纪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离不开梳理、总结和分析、研究学术史，因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一般性实践总结和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或检验，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总结、提炼和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应当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这不啻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史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创新之路。所谓“话语体系”，必经长期学术发展历程的积淀抽象才能逐步凝聚形成，非一朝一夕的“建构”可以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