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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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叶坦集》

出版日期：2022-09

字数： 1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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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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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学的新发展

1896年，大清光绪二十二年，离现在已经整整120年了。翻开历史记载可以看到，这一年希腊雅典举行世界首届奥运会，德国法兰克福市立医院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心脏外科手术，而德国人伦琴（Wilhelm K.Röntgen）发现了X射线一事于这年年初正式公之于世，美国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制造出了第一辆汽车——福特一号，称为“四轮车”（Quadricycle），等等。而这年发生在中国的有影响的事，如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严复译出其系列译著的第一部——《天演论》、梁启超等人在上海创办当时首次由国人主办的刊物《时务报》、上海徐园的茶楼“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如此等等，可以说虽然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是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颇值注重。

诚然，对于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来说，1896年并没有山呼海啸、天崩地裂的大事件发生；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很难以这一年作为某段历史的分界线或者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因为历史总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要标识的，故而这一年也并未得到中外史学家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然而，恰是上述这些“第一次”汇聚成为开启新的历史阶段之滥觞，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尤其是经济学术从传统形态迈向现代历程的新起点。众所周知，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学术的转型是社会变迁的能动反映。换言之，1896年是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中国经济史学具有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前者植根于华夏悠久的传统经济文化沃土而源远流长，后者则伴随近代化大潮的“西学东渐”而逐步转型发展。1896年可以视为这两种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突出标志就是围绕陈炽的《续富国策》等引发的经济学术公案。

一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

1896年的中国出现经济学术公案？这大概对于绝大多数国人包括经济学家的知识体系都构成震撼。略有中国经济史学常识者，估计能够举出严复翻译《原富》为中国“引入”西方经济学之开端，但不容否认那是20世纪以后的事了。或许还有人知道大清的京师同文馆曾经开设经济学课程“富国策”，并出版相关的中译教材，不过那也只是传授和译介西方经济学，距离国人自撰的经济学著述还相差很远。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原命题”值得质疑——难道谈中国经济学肇端就只是探讨或考证西方经济学何时传入？难道有着悠久历史、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其学术中却没有“经济”，其经济学完全是“舶来品”？就算中国的经济学是近代以后“舶来”的，却不可能前不着边、后不接地存活，总得“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即使“移植”也离不开这块栽植的土壤。注重西学引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本国学术发展之“内生因素”，否则“从天而降”的西学也难免“橘逾淮为枳”。如今经济学强调“路径依赖”，“突生”或“断裂”不能够诠释经济学术发展的事实，这就需要依循中国经济史学尤其是学术史的轨迹去寻找答案。

毋庸置疑，在远早于西方若干个世纪的中国，就有发达得多、丰富得多的经济现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存在，蕴含着丰富的相关经验和有别于西方且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学说与理论，包括儒家代表人物大多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学说^[1]，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辞典里面岂能没有“经济”？^[2]中国历史上不但有沿用千载的若干经济语词、概念、范畴，而且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新发现也是中国人的贡献。譬如世界货币理论史上的“货币流通速度”“格雷欣法则”等实际都是宋人最先发现的^[3]。直到清代，徽州人王茂荫有关货币问题的见解独到，其在《条议钞法折》中阐述了十分珍贵的行钞原则——“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4]。他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笔者曾经从中国古代货币理论的特殊贡献与徽州经济文化的世界走向角度，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5]。中国人的相关贡献不胜枚举，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是无法割裂的学术流脉，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足以为证，无须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