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公元前2世纪晚期的罗马帝国及其问题

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

传统上，外部事务与内部政治分别在共和国中期和晚期的历史上居于首要位置。然而，尽管在迦太基毁灭后的50年罗马和意大利的发展淡化了其他问题，但据此认为罗马在公元前146年似乎改变了发展轨迹是不正确的。实际上，由于扩张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的权力和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罗马的海外扩张依然是政治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在大约写于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46年间的作品中，波利比阿声称罗马人已经成为世界的主人，而这个世界正是他的历史所要涵盖的。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开始管辖整个地区，抑或他们对各地发生的事情都感兴趣，究其根本，罗马人希望在影响到他们在当地利益的问题上罗马的意志能够得到服从。^[1]甚至在公元前146年之后，这种霸权也比那些强大的希腊化政权在其狭小势力范围内所一度拥有的更为松弛，但是当罗马政权专注于某一动荡地区的时候，这种霸权会表现得越来越强化。这种霸权以何种方式来实践，在前一卷中已有论述。几乎每年在地中海的一两个地区都会有战事爆发，但时常是罗马人以不诉诸武力的方式施加影响。在地中海西部罗马管辖的地区，这聚焦于发生问题的领土所属行省的官员（magistrate）或代理官员（promagistrate）。在公元前148年以前，罗马在亚得里亚海以东地区不派驻常设官员：罗马对这个地区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使团的方式来得以实现。到罗马过冬的外国使节带来受害人的抱怨以及来自受到怀疑一方的自我辩解；春天的时候，罗马的使节会到外邦领地调查各种纠纷，调和盟友间的矛盾，并在必要的情况下施以强制力。

这种方式的效果有好有坏。公元前157年罗马未能解救卡帕多西亚的奥罗费尔内斯（Orophernes of Cappadocia），在公元前147年援救比提尼亚国王普鲁西阿斯（Prusias of Bithynia）一事上，罗马也失败了；在托勒密八世“善人”二世（Ptolemy Euergetes Ⅱ）、他的兄弟统治时期，罗马人也未能为他获取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的领地。另一方面，尽管其手段乏善可陈，罗马人还是削弱了叙利亚王国——在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死后焚毁了王国舰队，挑断了其战象的足筋，后来又通过另立僭主的策略扰乱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乌斯一世（Demetrius Ⅰ）的统治，后者并非罗马中意的安条克的继任者。当他们相信某地存在有威胁到他们的安全和霸权的情况时，他们会残酷无情地采取行动。迦太基和马其顿在数年内沦为新一轮罗马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牺牲品。而亚该亚人，更多的只是一种麻烦而非威胁，他们为自己的挑衅付出了代价，被一支罗马军队就近消灭。迦太基之被毁是为了拔掉一个充满反罗马情绪的据点，消除一个罗马潜在的竞争者。科林斯的毁灭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是出于恐惧，而是以一种蓄意的恐吓来标志希腊地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2]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受罗马直接管辖的地区范围扩大了，迦太基非洲、马其顿和希腊的一些地方现在直接从属于罗马的行政长官。尽管如此，乍看起来统治模式并未发生改变。自公元前116年以后被罗马人派往努米底亚调解朱古达和他兄弟们纷争的使团类似于40年前被派去阻止帕加马和比提尼亚之间战争的使团。公元前101年至前100年间刻在德尔菲和尼多斯的罗马法规定：作为剿灭海盗战役的一部分，高级执政官应该与叙利亚、埃及、塞浦路斯和昔兰尼的国王通信，并要特别聆听罗德岛人的意见。^[3]然而，在罗马进行军事干涉之后，朱古达死在了马梅尔定监狱（Mamertine prison），海盗在其本土直接遭到了罗马军队的攻击。可以将这些干涉解释为，和以前相比（比如公元前150年前在小亚），现在罗马在这些地方有更加直接的利益牵连。但这种增多的牵连本身就需要解释。

罗马管辖范围在公元前146年扩大到非洲以及于公元前133年以降扩大到亚洲（后文待述）是明显相关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以私人身份出现在这些地区同样也与此相关。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在西西里和西班牙定居；他们出现在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证据更为分散，但同样重要。例如，拉姆米乌斯家族（Rammii）如今已被证明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生活在色萨利，公元前200年于开俄斯岛上建立起罗慕路斯与雷穆斯谱系的也可以肯定是一位罗马人。也许最特殊的证据是一篇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00年至前150年的埃及纸草，记载着一次驶往非洲之角“散发着芬香之地”航行的海运贷款。其中涉及的多是希腊裔的埃及人，但其中有一位商人来自马赛（Massilia，马西利亚），担保人包括另一位马西利亚人、一位迦太基人和一位来自意大利韦利亚的男子，还有一位中间人被称作格奈乌斯。^[4]

公元前150年之后，罗马人和意大利人散居的证据开始多了起来，但是具体人数依然难以确定。公元前50年，西班牙拥有罗马和意大利血统的成年男性罗马人估计只有3万人。死于公元前88年米特拉达梯屠杀的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数字为：在亚洲为8万—15万人，在提洛岛以及其他爱琴海诸岛为2万人；而这两个数字可能被亲罗马的史料所大大夸大了（可以想象其中一定包括了意大利人家庭中的奴隶）。刻在希腊，尤其是提洛岛的罗马和意大利的人名更具说服力，但其含义仍无法确定。很明显，在公元前166年罗马把提洛岛分配给雅典管辖并使之成为自由港之后，许多意大利人带着他们的被释奴和奴隶来到提洛岛，以其为基地进行商业活动或者退休的生活。他们在行会（collegia，集会处）中联合起来，并一直保持着崇拜岔路口神（Lares Compitales）、墨丘利（Mercury）、阿波罗（Apollo）和赫丘利（Hercules）^[5]的习惯，并为他们奉献神殿、建立广场。然而，提洛岛可以说是个例外，因为它作为贸易中心，尤其是奴隶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一个已被提出的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意大利人的广场——一个有两条狭窄的入口的通道且未铺砌的宽敞庭院，周围环绕小屋，而且神像有隔栅保护——实际上是个奴隶市场。^[6]然而，即使我们必须放弃对罗马和意大利海外移民人数进行估算的尝试，这场移民运动仍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罗马和意大利人，尤其是他们中的有产者，在海外获取了土地；其二是退伍老兵团体在海外的定居，无论是在正式的殖民地还是在单独的份地上。在接下来的区域考察中，这些特征将会得到更为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