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比略·格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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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罗马共和国晚期公元前146年—前43年》

出版日期：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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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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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提比略·格拉古

在提比略·格拉古担任保民官之前的十年，元老院与民众大会两方在立场上的许多矛盾都体现了出来。一方面，元老院仍然由战胜迦太基、叙利亚和马其顿的那一群人主持，它清楚罗马的军事声望而不愿示弱；另一方面，有这么一种认识存在，那就是罗马的资源并非无穷无尽，而且一些人准备承认在国内并不是一切都好。民众大会站在其自身的角度仍继续热爱一位伟大的军事将领，但在由军役、缺粮和土地问题所引起的艰苦面前更加躁动不安。当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4年12月成为保民官时，他好像已经被看成是人民的朋友，而且公共建筑和纪念物上的涂鸦都促使他收回超出法律限额所占据的公共土地。这一问题在莱利乌斯的执政官任期内就出现了；但更多的希望被寄托在来自贵族核心圈的格拉古（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两次执政官和一次监察官）身上。他所提议的对违法者的处置是宽大的。现存公有土地的占有者（他们都是没有正式租约的人）能占有500犹格（125公顷）的土地，并且不用支付地租，而且每个孩子可以另外占有250犹格。剩余下来的土地划分成块由三人委员会分配给穷人，这些土地不能出售。如此一来，一个土地占有者至少能够从曾经完全公有的土地上拥有一处庄园规模的地产。因为土地是由其分配的，委员会面临重重困难，这意味着委员们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收回开发得最好的土地，以及那些被用来作为债务和嫁妆抵押的土地。如果格拉古像普鲁塔克所说，因被反对之声激怒，加上了一条要求立即交出所有超出法定限额的土地的法规，那么这一点应该受到重视。^[1]

这项看似直截了当的提议仍存有重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留给现存持有人的土地以及那些将要重新分配的土地的合法地位；第二，获得新土地的资格，尤其是同盟者是否可以参与分配；第三，新分配土地的大小问题。这里最重要的证据是铭刻在所谓《本博铜版表》之上的公元前111年的土地法。这项法令似乎结束了开始于公元前133年的意大利土地调查和再分配。铜表的前十行在罗列了许多公元前133年属于公有及自此以某种方式被分配出去的土地及建筑类型之后，承认所有这些现在都将成为私有财产并会在人口普查时记录在案。它们之后又被宣布免于租金和缴税。文本残留部分所包含的内容没有显示出这项法律是在重复更早时的某项法规，虽然土地最初的公有地位自公元前133年以来显然已经受到了大规模的调整。尤其是，看似在公元前111年以前，此前已经占有公共土地并且没有超过法定限额的人，以及新分配土地的接受者已经能够遗赠他们的财产，而且新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

我们的文本材料告诉我们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规定新分配的土地不可通过出售转让，虽然它们可能通过继承而转移，出售这些土地的权利在盖约·格拉古死后几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才首次得到认可。另外，盖约·格拉古对新分配的土地课以租金。盖约·格拉古立法之后，保民官斯普里乌斯·索里乌斯在一项法案中规定，先前的土地所有者所占有的土地也要交纳租金，这项法案允许他们保留目前占有的土地，只要它们是合法的。^[2]在罗马法下，公共和私有财产是两种相互独立的类别，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然而，格拉古兄弟的立法引入了这种既有公有性质又有私人性质的土地类型，其最终的地位引起了法律定义上的诸多问题，而这只有在公元前111年的法律宣告大多数分配的土地皆为私有土地时才得以解决。本文的作者认为，在公元前111年以前的土地法中，没有公有土地被转变为私人所有（除非是国家和私人土地之间的直接置换，就如公元前111年的土地法文本中所描述的那样）。更进一步地说，在公元前111年以前，公共土地的持有完全不会对一个人在人口普查中的财产评估产生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提比略·格拉古立法的意图解释为通过给穷人分派足够的财产使之成为“有产者”（assidui）（参见原书第57页）来增加兵源就要被排除了——这是一项无论怎么看都显得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他的长远目标是要促进自给自足、能够繁衍生息的家庭式农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