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约·格拉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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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罗马共和国晚期公元前146年—前43年》

出版日期：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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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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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盖约·格拉古

在公元前126年到前124年，当他作为财务官在撒丁岛的时候，盖约·格拉古就尽量让自己远离当时牟取暴利的潮流。米奇普萨所给的粮食馈赠也增加了其政治声望。他于公元前124年初回到罗马，明显没有等待他的接替者（他大概声称他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迫忽视了他所担任的另一项土地委员会的职务）。对于他的这种不端行为以及他参与弗雷格莱叛乱的指控，他不得不立即为自己辩护。对保民官职位的游说使他当选为第四位保民官。他不像他的兄长那样有吸引力，但他有力的演说和在演讲台上夸张的举止在后来被认为是开创了政治煽动术的新纪元。甫一当选，他就唤起了人们对提比略及其支持者惨剧的回忆，他不仅把它当作个人的不幸，而且也把它当作想要维护传统、保卫保民官的平民们的失败。他提出了两项带有报复性的提案。第一项是禁止被民众罢免的任何官员在此后继续担任官职，而这样就威胁到了玛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不过据说在格拉古的母亲科妮莉亚的施压下，这项提案可能被撤销了（或是对奥克塔维乌斯藐视法律的起诉没有进行下去）。第二项大体来说是加强申诉权（provocatio）的立法，这项提案旨在防止再次发生像公元前132年波皮利乌斯·赖纳斯主持下的那种审判：没有民众大会的许可就不能够宣判一个公民死刑；另外，如果任何官员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剥夺一个人的公民权，像把那个人当作敌人一样流放或者处死，那么他自己就得在民众面前受审。随后，格拉古据此起诉了波皮利乌斯·赖纳斯，并将他流放了。^[1]

此后大量涌现的新立法尽管属于既存的平民派传统，尽管其终极目的仍然是人民的福利（commoda populi），但是这些立法活动在数量上以及其建议的激进程度上仍然开了先河。我们拥有的史料倾向于将格拉古的立法视为一种为了对抗元老院权威而精心策划的阴谋，而且由于他让行政长官和元老都受制于新的控制，这种看法确实有属实的成分。但是他没有显示出任何想要取代元老院常规职能的迹象，将他的措施仅仅看成是工具性的、只是为获得足够的民众支持以达成他上述目标的那种观点，当然是一种歪曲。把他早些时候的手段看成是有目的性的煽动练习，其根据是为了给将公民权授予意大利人而做铺垫，也是同样说不通的。这些措施个别来看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法是重要的，从整体上来看也是如此，因为这种方式通常令人想起希腊民主政治的程序，总体效果是旨在运用民众主权来创造一种符合民众利益的统治。立法活动的年代顺序不可能确定无疑地重建起来，只有《关于勒索罪的法律》和有关意大利的提案可能是在公元前122年。下面的论述因此更多的是概要性的，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