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和意大利：同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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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图书：《剑桥古代史．第九卷，罗马共和国晚期公元前146年—前43年》

出版日期：2022-12

字数： 19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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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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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马和意大利：同盟战争

关于公元前2世纪罗马与意大利的关系，参见伽巴在《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第七章原书197—243页的论述。——编者注

E.伽巴（E.Gabba）

在公元前133年，随着提比略·格拉古土地改革建议的提出，罗马和意大利同盟者之间的关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如阿庇安《内战记》第一卷所呈现的历史叙述清晰揭示的，正是在这个时候，罗马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出现了“同盟者问题”。公有土地（ager publicus）已被意大利和罗马所有者（possessores）差不多是合法地占据了。罗马收回公有土地可能涉及违反那些将罗马和同盟邦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协议。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收回公有土地是否对意大利地主所占有之土地的影响特别大，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意大利和罗马上层阶级之间的联系现在正遭受危机，这种联系曾经在汉尼拔战争之后两代人的时间里变得不断密切。

土地法给意大利上层阶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后果，从罗马的角度看，这是一项暗含矛盾的政策。此前罗马一直致力于保证意大利各共同体的统治阶层在这些共同体中拥有最高权力，富有活力和影响力，因此，对于罗马，他们就是这些共同体的代表。西庇阿·埃米利阿努斯的干预（第三章，原书第74页）只是在弥合这种分歧上取得了部分的成功；而盖约·格拉古之后土地问题重要性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双方曾有的互信能够被恢复。关于意大利诸共同体的无产阶级是否有资格获得土地委员会曾经恢复的公有土地分配的份额，尚有争论。但不管他们有没有资格，此举已经暗示了意大利各共同体，当然还有各拉丁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紧张关系。我们没有其他关于这些紧张关系的证据，但我们能肯定它们的严重程度不亚于罗马内部的情况，而且我们还可以合乎情理地怀疑，因为各种原因它们的情况甚至更加严重——最显著的是早已在罗马被取消的地方税在那些共同体中仍然存在。这实际上就是阿庇安从意大利人的角度看待这场危机能够且应该呈现的印象。在公元前125年，拉丁殖民地弗雷盖莱（Fregellae）的叛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城曾在各种场合作为拉丁殖民地在罗马的代表；在过去的50年中，它在公民群体的种族构成方面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在以暴力方式与罗马决裂的时候，该城一定截然分裂为两派。昆图斯·努米托里乌斯·普路斯（Q.Numitorius Pullus）将该城献给罗马，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罗马相联系的贵族——背叛的问题。该城的每一个社会群体，尤其是种族群体，一定都曾卷入其中；因为在平息叛乱之后，罗马能够在附近建立罗马殖民地新法布拉特里亚（Fabrateria Nova）来安置这个拉丁殖民地仍然忠于罗马的公民们。^[1]

为了补偿土地法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公元前2世纪20年代的各种普遍授予罗马公民权的提议自然首先指向了意大利人和拉丁人的上层阶级，他们是唯一能够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实际利益的人。这些提议还包括关于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利益和特权之条文。我们亦可以在格拉古时期关于勒索罪的法律中发现这种利益和特权，在那里它们是给予成功控诉者的认可和报酬。所有这一切可能表明，相比起明显的经济损失和名声损失，不存在对罗马公民权实际价值的普遍认识。至于将诸同盟共同体中富有的统治阶层剥离出来的做法，罗马可能也很犹豫；它可能认识到，公民群体的扩大会导致罗马国家功能的扩展，由此便会带来一些困难。很可能在公元前125年之后，当拉丁殖民地的官员们被授予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权利时，这项政策毫无疑问是以不将他们与其所在共同体分离的方式而执行的。

可能部分是罗马人各种授予公民权提案的结果，^[2]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整体政治形势的迅速恶化，无论如何，同盟者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不再当附庸并参与行使帝国权力的必要性，因此也就更加认识到了获得罗马公民权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种要求公民权所造成的压力越增加，罗马人对这种普遍授予公民权的做法就越敌视，两方面形成尖锐对立。罗马人的敌视不仅仅是他们的傲慢和顽固排外之态度的表现，尽管这些当然都存在，而且表现在某些罗马官员对同盟者们前所未有的严苛做法中；^[3]但这种敌视更可能是一种不无道理的恐惧所导致的结果，他们担心罗马国家的整个政治和制度结构会走向崩溃。

而且，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出现在罗马，人数之多前所未有；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出身，政治倾向也不尽相同。他们对集会（contiones）的参加诱发了城市平民对外人的恐惧之感。城市平民本身在规模上变得越来越危险，并且与乡村平民越来越对立，其情绪很容易被粗鲁且激烈的煽动所点燃。^[4]罗马政府采取措施试图驱赶意大利人，结果却导致了他们更加严重的反感（第八卷，原书第240—242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