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中）哈斯蒙尼王朝统治下的犹太人

特萨·拉耶珂（Tessa Rajak）

第一节 对这一时期的概述

罗马在公元前63年秋对耶路撒冷的占领导致犹太历史形成期的结束。此前的一个世纪已经见证了犹太成为巴勒斯坦地区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即使它在本质上与大卫王国有差别，但在程度上却可与之媲美。这个民族的经历在古典时代、实际上在更长的时间里持续影响着犹太人。

从军事领袖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aeus）及其哈斯蒙尼家族的兄弟开始，适时地出现了常设权力机构，一个连续的王朝以及一个最终获得独立的君主国。防御战争与侵略战争结合在一起；向西的扩张占领了沿海的大部分城市，向东到达约旦，向南到达伊杜麦亚（Idumaea），向北到萨马利亚和加利利。但是，这个王朝没有实现长治久安。仅地理因素就使巴勒斯坦总是容易受到攻击。宗教使局势非常不稳定；这个时期是宗教活动狂热的一个时期。因此，犹太社会内部的一些势力觉得哈斯蒙尼王朝强硬的权威、世俗的生活习惯、财富、可能还有其希腊化的行事方式完全无法接受。统治家族本身也陷入继承战争中，因此，当庞培吞并叙利亚时，犹太为罗马长期酝酿的干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时敌对的哈斯蒙尼家族的一个成员控制着一个缩微的犹太国家，他被迫向罗马纳税，并服从罗马的命令。这是政治后果，同时还有人口的分化和深刻的不满。奥古斯都时期创造性地利用了附庸君主的作用，伊杜麦亚家族的希律（Herod）将以他自己的时代精神重建哈斯蒙尼家族的事业。

无疑，这些动乱具有持久的宗教和社会影响。不同的政治反应表现在共同体内部的分化中，这种分化又产生了丰硕的文化和宗教成果，不论这个过程多么痛苦。早在反抗“神显者”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Epiphanes）的斗争时期，我们就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团体的存在，一方面它们是希腊主义的推动者，另一方面是虔敬派（hasidim），他们依附于犹大，但后来脱离了那一信仰。这些倾向同后来的一样具有一种鲜明的政治维度，分歧也越来越表现在对犹太教核心利益——律法书及其解释——的不同态度上。因此，口传律法的地位、洁净戒律的应用、圣殿崇拜的特点以及祭司的角色都成为有分歧点。最有名的团体——法利赛派（pharisees）、撒都该派（sudducees）和艾塞尼派（essenes）都在我们所说的这段时期形成（即使它们的起源时间有可能更早一些）；在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前，它们在犹太人的生活中起着独特的作用。这种离心模式多大程度上反映在已经是大规模的流散中，我们无法做出判断，因为对这些年间的流散我们了解得太少。导致这种分裂的政治环境是这部分的关注中心；犹太教第二圣殿时期发达的宗教文化将在下一卷中叙述。^[1]

正是内部力量与外部环境的结合使得犹太国家的发展成为可能。塞琉古王国实力的下降以及随后那个王国陷入持续的权力之争是这种发展的明显背景，这首先给哈斯蒙尼王朝提供了越来越分心旁骛的统治者，其次是使其获得了在交战双方间坐收渔利的机会。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埃及对巴勒斯坦沿海以及更远的地区重新产生了兴趣，但这种兴趣被托勒密王朝内部类似的麻烦所阻碍。罗马逐渐介入近东地区也应被视为犹太国家兴起的一个要素。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公元前63年庞培占领耶路撒冷、宣布犹太独立结束时，据说这与元老院首次宣布以和犹大·马加比友好结盟（即便是脆弱的）的方式支持犹太人的事业正好相距一百年，^[2]这一切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没有有利的环境，犹太人几乎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但是由于大国命运的变化，它已获得的有可能被保留下来。但是，如果只注意这些外因，或将塞琉古的撤退视为必然结果都是错误的。犹太军事和政治的经营也需要几十年，而加速那种努力的内在机制说到底是这个故事中最有趣的部分。有学者不无道理地指出，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一切在塞琉古帝国解体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论是通过军事挑战（这是非常确定的），还是作为政治联盟的结果，甚或是通过为他人示范的方式。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这段时期巴勒斯坦相当丰富的史料除了其内在价值外，也是理解东方从塞琉古和托勒密王朝到罗马统治转变的一种重要材料。

地图10 犹地亚

第二节 史料

证据的特殊性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存在丰富的本土文献这种稀有的现象。首先，现代的解释者极大地得益于拥有从当地的角度但在希腊影响下书写的连续的历史。有时对同样的事件甚至有两种解释并存。

从我们的时代来看，我们拥有《马加比一书》和《马加比二书》（第三卷和第四卷的时间和背景不确定）。确实，每一卷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偏重王朝和圣殿的倾向性明显的著作，但是这两卷作为连贯的、详细的、几乎是同时代的叙述这种价值几乎无须强调。《马加比一书》似乎是在公元前2世纪末编写的，它涵盖了哈斯蒙尼王朝高级祭司西门（simon）（公元前143/142—前135/134年）统治时期，记载了自玛他提亚（Mattathias）直到西门之死时期的历史。^[3]

但是，我们所掌握的那个时代的知识主要来自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作品，他的著作结合了希腊人对重要事件的记载以及当地传说的一些片段。他后来在《犹太古事记》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的长篇叙述中（出版于公元1世纪90年代），比之前的一个精简版（构成了《犹太战记》第一卷引言的部分内容，时间在公元75—79年）引用了更多的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约瑟夫斯似乎准备利用所有可以获得的犹太材料，正如他对《马加比一书》有趣的意译表现出来的那样（除了最后三章，原因不完全清楚）。我们想象这差不多应该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祭司，一个具有哈斯蒙尼皇室血统属于法利赛派并在耶路撒冷有过从政经历的人。^[4]同时，在圣经时代（即《历代志》《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代，那时传统上认为预言已经结束）结束以后，犹太人的记录有些零散。约瑟夫斯也愿意利用异教徒写的作品。其消息的主要来源是大马士革的尼克劳斯（Nicolaus of Damacus），他与约瑟夫斯性情非常相投：除创作了144卷的通史以及皇帝奥古斯都的传记外，尼克劳斯也是希律的大臣以及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中犹太人权利的支持者。对于这位保留了哈斯蒙尼王朝末期和希律之死期间的记忆、如今大部分作品已经失传的作家，他对我们的贡献却经常被忽视。约瑟夫斯的贡献是整合了现在已经佚失的斯特拉波历史的片段（只有著名的《地理学》保留下来了）和他在尼克劳斯的作品中读到的内容。^[5]他也知道奥古斯都手下桀骜不驯的历史学家提马格尼斯（Timagenes），他还引用了奥古斯都时代另外一位作家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后者从一份更早的反犹太教的史料中引用了有关安条克七世处理耶路撒冷的描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