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元老院和民众：公元前69—前60年

T.P.怀斯曼（T.P.Wiseman）

第一节 净化仪式（Lustrum）

公元前69年，罗马公民们都在仪式上受到了净化。黎明时分，公民们各自按照他们所属的财产等级和百人团聚集在玛尔斯校场（Campus Martius）。一头公牛、一只绵羊和一头野猪被牵着庄严地绕着集合人群走了三圈，然后被带往玛尔斯的祭坛上献祭。身着紫色托袈的监察官站在祭坛边，他们戴着花冠并且抹了油，祈求诸神能够施惠于众人，给予他们净化。^[1]

距离最后一次的净化仪式已经过去了16年，比正常的间歇期长了三倍有余，而且在此期间发生的很多事使得神圣仪式的恢复变得特别紧迫。已经发生了内战、奴隶起义和自然灾害。最糟糕的是——鉴于统治者道德上的优越性是秩序统治和帝国的唯一合法性基础——政治精英当中出现了贪污腐坏，这急需一场严厉的审查来清除。^[2]

于是净化仪式适时地举行了。监察官充分利用了他们的专断权力，在民众的欢呼声中除名了64位元老，其中包括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贵族楞图路斯·苏拉（P.Lentulus Sura）。^[3]对于口才出众而又雄心勃勃的玛尔库斯·西塞罗（M.Cicero）来说，这正是他揭发另一个罪人盖乌斯·维勒斯（C.Verres）并给其致命一击的好机会（第七章，原书第214—215、225—227页）。

这也是重建的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落成的重要时刻，尽管神殿还没有全部完工（第六章，原书第189、203页）。苏拉曾经打算亲自主持落成仪式；但如今，在公元前78年曾经担任过执政官的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路斯（Q.Lutatius Catulus）的名字代替了苏拉这个不祥的名字。在之后的138年时间里他都将在楣梁上永垂不朽。^[4]而且在新的神殿中，西比尔预言书（libri fatales）都被放回到它们的石箱中，准备在面临任何危机之时为罗马提供神谕的建议。西比尔的预言由十五人圣事祭司团（ⅩⅤ viri sacris faciundis）从各种渠道搜集而来。^[5]

被清理后的元老名单上，居首位的是公元前77年担任执政官的玛梅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m.Aemilius Lepidus）；因为首席元老（princeps senatus）必须来自元老家族。但元老院的真正领袖是卡图路斯。鉴于人们对马略的纪念被压制，卡图路斯祖辈的荣耀就显得更加熠熠生辉——他父亲征服辛布里人的功绩现在也无人能比，这一功绩堪与其祖先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对埃加迪群岛（Aegates islands）所取得的胜利媲美——而且他个人坚毅而又果断无情的品性使得他拥有了其同时代人所无法比肩的权威地位。^[6]卡匹托尔山神殿上的铭文看起来一定像是罗马道德风纪复兴重振的好兆头。

塞多留（Sertorius）和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都死了；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已经失败并被逐出了他的王国；卢库鲁斯（Lucullus）的罗马军团正在入侵亚美尼亚；海盗们将会在即将来临的克里特战役中被收拾掉。在国内，陪审法庭和保民官权力之间的长期争执最终落下帷幕；另外，来自意大利同盟城市的新公民们现在估计已经加入到了各个阶层（classis）和百人团（centuria）中，成为罗马公民群体中平等且享有充分权利的一员。然而，就净化仪式本身而言，细心的观察家可能会从中发现未来危机的端倪。

第一，单纯的公民人数。在公元前85年最后一次净化仪式上，登记在册的有46.3万人（civium capita）；而这一次，有91万人。它对未来的选举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加剧的竞争已在元老阶层中形成，如今一年中有20位财务官参与竞争，只有两个执政官席位作为给胜利者的奖赏，现在还要加上许多被降级的元老，他们为了试图重建他们的仕途也即将加入到这群竞争者的行列中。^[7]奖赏越来越难以获得，而获得这些奖赏的手段，即一个愈加庞大和未经审查的选民团体，如今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第二，新公民自身。罗马在吸收了意大利各城市人口所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在海外有经济利益的富裕公民人数的增加。人们想知道，在向监察官宣誓声明自己财产的公民中，到底有多少人在行省拥有土地。^[8]由于谷物补贴体系已经重建，一个可靠的市场无疑会使得某些行省的农业变成一种良性的投资。元老们可能不被允许在国外拥有土地，但和其他的交易（negotia）——商业的或是金融的——一样，他们可以一边遵守法律条文，一边通过被释奴来间接地获取利益。^[9]就像贸易和放贷一样，罗马直接统治地区之外的农业也同样是有利可图的。^[10]

传统上，监察官在净化仪式上的祈祷是为了祈求诸神扩大罗马的统治。^[11]在集会中，有许多人会附和这样的祈祷，而且在最近的几年中，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塞维利乌斯（P.Servilius）增加了伊索里亚（Isauria）和吕考尼亚（Lycaonia），昔兰尼（Cyrene）和比提尼亚（Bithynia）也被纳入了罗马的统治之下，本都（Pontus）即将被兼并（或至少看起来如此），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兼并也在被认真地考虑。^[12]

所以现在，至少有三个以上的地方可以让一位罗马元老在那里做一年的王，他可以坐在托勒密王朝或尼科美德斯王朝的王座上发号施令，并接受适当的奉承。罗马政治精英们的动力来自对荣誉争先恐后的追逐，传统上它是以凯旋式的方式得到实现的；现在更是如此，（某一种的）荣誉可能仅仅取决于抽签分派的执政官和裁判官行省。如能在这种新的强调竞争的、结果无法预料的选举中获胜，它所带来的丰厚回报是前所未有的，然而这不是政治稳定的诀窍。

在三个世代以前，波利比阿已经预见到，当官职竞争过于激烈的时候，罗马共和国令人赞赏的“混合政体”将会终结在煽动家的相互竞争中。这将引发暴民政治，根据波利比阿的政体循环理论，这样的状况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君主政体。^[13]一直要等到下一次净化仪式举行时——这已经是在41年之后，由未来的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主持——罗马人才能够回想起波利比阿的论述和事实并没有差很远。

第二节 保民官们

波利比阿所赞赏的混合政体中有两项要素被苏拉取消了——保民官在人民面前检举政治犯的权利，以及通过立法实现人民意愿的权利。^[14]“民主”的因素就被削弱了，然而对“王权”和“贵族统治”的因素，即执政官和元老院，却是有利的。希腊政治理论的三种分类对罗马人影响不大：他们所看到的只是一种平民和元老之间的对立，^[15]而后者占据上风。许多人对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元老院的看法可以从一个词组看出来——“你们元老院这个粪坑”（your cess-pit of a senate-house）——它恰巧保留在同时代一篇对选举的讽刺文章中。^[16]

另外，瓦罗梅尼普斯体讽刺诗（Menippean Satire）的残篇也证实了西塞罗和撒鲁斯特所描述的元老院精英对权力的滥用——罗马的裁判官以及各行省的总督在审判中贪赃枉法；他们通过高利贷、敲诈勒索和抢劫从罗马的盟友那里牟取暴利；他们假公济私；用非法掠夺的财富来装点奢华的住宅；法律的“特别”（ad hoc）豁免权借由一小撮狼狈为奸的元老之手而获得通过。哪怕法律真的被引用了，也有对陪审员们的大规模贿赂。“贪污腐败的习惯像瘟疫一样支配着这个城市。”^[17]

在这种风气下，仍然没有污点的人是伟大的格奈乌斯·庞培（Cn.Pompeius Magnus）。^[18]在恢复保民官权力一事上，正如在确保监察官选举时所表现出的那样，庞培宣扬回归到以往的共和体制，这一理念并非来源于理论，而是源于历史：根据李锡尼乌斯·马凯尔（Licinius Macer）新近撰写的早期罗马史，苏拉对保民官权力的悬置可被等同于公元前5世纪第一次平民撤离运动以前的贵族利己统治。^[19]和那时一样，人民的保民官们现在将会成为法律与正义的捍卫者。^[20]

在他卸任执政官之后的几年里，无论他走到哪里，庞培总是被大量热情的人群所簇拥着。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不多，而是更愿意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保持一种体面和引人注目的距离。细枝末节不是一位元首（princeps）应该关心的事。他将等待祖国的召唤。^[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