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宗教

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

第一节 概述

罗马宗教在政治、军事活动和公共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罗马国家的神与它的政治领袖合力确保了罗马的安全、繁荣以及在战争中的胜利；对当时的人们来说，适当地履行仪式和献祭义务保证了神对城市始终如一的支持。宗教主要关注的并非是个别罗马公民的道德、伦理或行为。

诸神对罗马命运的支持是直接而积极的。他们不仅高高在上地对罗马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们的行为进行裁决，还直接维护罗马的利益。有时这种干预以希腊神明显灵的方式发生在战斗中——比如，依据传说，卡斯托尔（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ux）在公元前499年的雷吉路斯湖（Regillus）战役中帮助了罗马人。^[1]在其他场合，可以看到诸神在国内政治中的积极作用。所以，西塞罗在他给阿提库斯的信中说，诸神参与了对喀提林阴谋的镇压。并且在罗马民众大会开会期间，一声霹雳或其他凶兆可以被理解为神对所讨论的提案感到不满的直接征兆。^[2]

当国家处于困境时，人们认为神没有给予他们支持。国家宗教的主要原则是可逆的：正如罗马的安全取决于众神的合作，而众神的合作反过来取决于正当地履行仪式一样，所以按照这样的法则，罗马失败的根本缘由是履行献祭义务时有意或无意的疏忽。这种逻辑的力量通过一系列例证性的奇闻逸事得到强化，比如，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Publius Claudius Pulcher）在一次海战中的故事；放在他船上用来预言的鸡，没有带来作战的好兆头，他一怒之下把它们扔到水里淹死了；结果罗马遭遇了一次灾难性的失败。^[3]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逻辑在罗马一种著名的仪式性惩罚中发挥了作用。六位维斯塔贞女在罗马广场上的维斯塔神庙中确保城邦圣坛中的火焰永不熄灭；她们被要求发誓保持贞洁，对这一誓言的任何违反，都会遭到活埋的惩罚。在公元前216年以及公元前114—前113年，有一些维斯塔贞女以不贞之罪被处死。现在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指控背后的真相，但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重要的模式：在女祭司们遭受这种惩罚的这两个时期，国家都面临着军事危机——公元前216年是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失败，公元前114—前113年是北方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的威胁，以及盖乌斯·波尔奇乌斯·加图（C.Porcius Cato）的军队在色雷斯被歼灭。维斯塔贞女们的正当行为对于罗马的安全至关重要；当这种安全存在疑问时，维斯塔贞女们的正当行为也会受到怀疑。^[4]

罗马的政治、军事领袖不仅直接与神合作，他们也掌控着人和神之间的各种交流渠道。西塞罗在一次向主要祭司团体之一，即大祭司团所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指出，他认为罗马城中的“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之间并不存在职能分工上的差别：

在我们的祖先在神的启示下所建立的很多临时的政府形式中，没有比以下这种更让人印象深刻的了，他们借此表达了一种意图，即对神的崇拜和国家的重要利益应该交给同一批人，目的是最杰出的、最有声誉的公民可以通过对国家的明智管理而获得宗教上的福祉，并通过睿智地解释宗教而实现国家的幸福。^[5]

国家的宗教事务也应该由掌管国家政治的那些人来管理。

元老院是主要的宗教权威。尽管它通常被现代学者视为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但是元老院作为人神关系的协调中心扮演着重要的宗教角色：比如它控制人和神的接触，授权或禁止新的祭祀形式，并且元老院决定了每一年人们所报告的异常事件（比如血雨或流汗的雕像）中，哪些能够被认可为是真正的神迹（prodigia）。元老院强大的宗教权力超过了其他任何宗教团体。^[6]

必须看到罗马城中的各种宗教团体同元老院之间的关系。这些团体主要掌握的并非是宗教权威，而是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特别是三个主要的祭司团体——大祭司团（pontifices）、占卜官团（augures）以及十五人圣事祭司团（ⅩⅤviri sacris faciundis）[之前是十人圣事祭司团（decemviri sacris faciundis）]，在他们各自的专业领域向元老院提供建议，比如针对《西比尔预言书》中的建议，要与十五人圣事祭司团商议，这些预言书由他们管理。这些以及其他小的祭司团体也在国家的仪式中扮演特殊角色——七人圣宴祭司团（Ⅶviri epulonum）为众神组织宴会，战神祭司（Salian priest）在3月和10月要绕罗马的街道表演仪式舞蹈（在上古时代的罗马，3月和10月分别是战斗季节的开始期和结束期）。然而，尽管拥有这种专业性的角色，大部分的罗马祭司并不是全职的专业人士。他们是担任祭司职务（在获得祭司职位后，通常任职终生）以及一系列行政官职的罗马精英阶层中的男性成员。在这个规则的极少数例外中，最有名的是（女性的）维斯塔贞女和古代就设立的朱庇特的祭司（flamen Dialis），他的生活受到严格的禁忌约束（比如，不允许超过连续三晚上离开他的床），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担任政治官职。但是，甚至一些担任朱庇特祭司职务的人也试图维护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或至少是他们在元老院中有一席之地的传统（但经常被忘记的）特权；罗马贵族的公共生活既有政治维度也有宗教维度，这样的认知观念异常强烈。^[7]

罗马的宗教领域很难与政治领域分离；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重合远远超过了祭司和政治家在人员和身份上的简单重合。一般来讲，政治活动自然被置于宗教背景下。不仅元老院总是在某一座“圣所”（templum）中集会——那是一块“经占卜划定的区域”（augurated ground），专门被划出来以彰显与众神间的直接关联；而且在广场的公共集会上，官员们也在被界定为“圣所”的讲坛上对人民发表演说。在向罗马公民发表演说时，在提出各种政治议题的过程中，官员们正是在公认的宗教空间中活动。^[8]

罗马宗教对政治的关注并不排斥以家庭、家族或社会同侪的名义所举行的个人奉献和私人祭拜。事实上，罗马人允许个人或群体——妇女、士兵、奴隶、贫民——为特定的信仰或神做特定的奉献，这是像罗马这样的多神宗教体系的一个共同特征；对这一体系的某一部分或属于宗教范围的某个方面的特殊关注并不被看成是对整套宗教体系的反对，在这套宗教体系下，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有大量证据表明私人崇拜的存在，例如，从罗马以及意大利的乡村圣所发掘出的许多身体各部位（手、脚、眼睛等）的黏土模型，——我们可以假定，这些模型是病人从前献给男神或女神的奉献物品，希望能够痊愈^[9]；同样地，庞培的房屋向我们展示了供奉家神（lararia）的神龛遗迹^[10]；而在罗马城本身，文献材料清楚地证实了，例如谷物女神（Ceres）崇拜在城市的较低社会阶层中特别流行。^[11]这种奉献的重要性必然因人而异：对某些人而言，个人崇拜某位特殊的神可能意味着对官方神的暗中反对；对其他人而言，它无疑只是众多崇拜形式中的一种。总而言之，就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而言，几乎没有证据证明宗教体系中这种选择的存在威胁到了这套体系的核心效力。^[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