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经济危机、资源掠夺与难民逃离

前言

引发当今世界多重危机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尤其是：造成当前跨国移民“危机”的原因是什么？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起因又是什么？多重危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因果关联？这些危机是孤立存在，还是相互联系？这些问题非常重要，被人们以多种方式提了出来（例如，Showers 2014，310-311）。更全面的诊断有助于更好地阐明当前跨国移民“危机”的实质，^[1]而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UNHCR 2017a）的观点，这一危机已达到临界点。从分析上讲，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开发更具说服力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

有关这些问题的学术体系范围非常广，但分析范围却很狭窄。现有的各种专刊有关2008年危机的研究（例如，volume 64，summer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in 2010，and volume 74，number 2 issue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 2015），并未回答这些问题。以跨国移民危机为主题的许多专刊（例如，volume 54，May issue of New Perspectives on Turkeyin 2016；volume 12，number 2 issue of Postcolonial Textin 2017）试图解答其中一些问题，却常将跨国移民危机视为与经济和环境危机风马牛不相及，而非后者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现有研究的趋势是将跨国移徙危机视为经济和环境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部分危机。对于“内战”与跨国移民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分离主义分析方法提出的观点差强人意，有关美国对金融贪得无厌最终导致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论调也是漏洞百出。

由约翰·罗杰斯·康芒斯（Commons 1924）、托斯丹·凡勃仑（Veblen 1920）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98）等学者开创的制度政治经济学方法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Stilwell 2003；Stilwell，Jordan，and Pearce 2008）。这种经过完善的制度政治经济学方法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这种方法保持了制度主义的立场，即资本主义在创建自身制度的同时，会与非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并会在此过程中受到促进或抑制。第二，本研究所使用的制度政治经济学将一些制度主义立场——比如“增长狂热”（Mishan 1967）和“社会成本”[Kapp （1950） 1971]——从唯心主义批判扩展到了唯物主义批判。这两个特性结合起来便催生了第三个特征：辩证地分析危机，从而认识到危机并非独立于孕育和再孕育了它们的经济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制度——比如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它们在更广泛世界体系中的演变方式——在分析危机时显得特别重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911调查委员会、中东和非洲学者等方面（El-Gamal and Jaffe 2010；Gitau 2018）发表的公开数据（El-Gamal and Jaffe 2010；Gitau 2018）为分析提供了便利。

从这种制度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证据表明，跨国移民危机（难民危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其根源也是公地私有化、私人侵占社会创造的租金、追求帝国垄断积累战略（掠夺劳动者的工资）等资本主义矛盾。这两种危机不仅起源相同，而且还在相互加强。如图1所示，经济周期受到了中东和北非政治经济的强烈影响。中东和北非紧张局势与矛盾的根源不只是“石油”（Klare 2003）——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Harvey 2003）。它甚至不只是某些国家的“军事化新自由主义”（Doran 2007），或者整个地区的新自由主义化——这是一种经常被称为“新中东”图景的动态（Klein 2007）。

图1 分析框架

相反，中东和北非现象的核心是华盛顿对利润增长的不懈追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增长狂热”（Mishan 1967）是固有的、与生俱来的，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制度；在该制度下，金融和土地投机、战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现代帝国主义会在结构层面形成繁荣和萧条周期。这些周期不仅导致了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土地剥夺和流离失所，而且还引发了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自相矛盾的是，资源掠夺——或试图通过将投资转移到公共用地来挽救这种局面，这似乎是一种更耐用的工具——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剥夺和难民流离失所。难民逃离和跨国移民（包括难民问题）是在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期间产生的一种交叉影响，并可能同时引发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

这场资本大戏以不同规模在上演，但是在资本主义城市尤其热闹——这些城市为把金融资本与跨国移民危机结合在一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种资本空间，这些城市为资源掠夺提供了金融资本（这个过程正在迅速改变农村和近郊的土地性质），其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交换价值（Harvey 1978）。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但又相互关联的过程中，投资收益率构成了资金流入农村、近郊及周边城市土地的核心逻辑（Obeng-Odoom 2017b）。在“资本主义下的城市进程”（Harvey 1978）中，城市——尤其是那些功能强大、能够提供金融和信贷的城市——通过把农村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土地迅速转变为私人地产和企业投资场所，将金融资本从金融中心转移到了周边城市（Obeng-Odoom 2014，2017b）。的确，这些城市不仅为金融资本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行业、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周边城市提供了便利，而且还在空间极不平等的情况下为集中力量创造了条件，开动“增长机器”引擎（Molotch 1976）来生产和消费石油。因此，现有的跨国移民政策基于这样一种误解：正是由于贪婪的独裁者和自由战士发生冲突并引发内战才导致难民纷纷逃离。这样的跨国移民政策当然是错误的。另外一些移民政策是基于这样的观点：移民数量是人口的函数，这类移民政策也是错误的。建立隔离墙和拘留中心之类的目的地政策也是一种错误设想。简单地设立“庇护城市”来帮助躲避内战的难民虽出于善意，也是不当之举。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周期、经济危机、资源掠夺和难民逃离等问题环环相扣，相互关联。